诗歌创作中的“大我”和“小我”

诗歌创作中的“大我”和“小我”

食指本名郭路生（1948-），山东鱼台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高中毕业。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余秀华 1976年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诗人。余秀华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高中毕业后，余秀华赋闲在家。1998年，余秀华写下了第一首诗《印痕》，截至2015年1月，余秀华已写了2000多首诗。

□金羊网记者 朱绍杰

近日，著名诗人食指在2018年北京图书交易会上对诗人余秀华的激烈批评引发争议，他说，“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对此，余秀华在微博中回应道：“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

食指和余秀华的争议其实涉及一个基本的诗歌观念问题：为何写作？如何写作？

燎原（诗歌评论家）：诗歌不是时评和大字报

诗人的书写只代表他自己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议？

燎原：食指批评余秀华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也就是诗歌的“大我”抒情和“小我”抒情的问题。大我抒情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诗人写作中这样的自我角色体认：他在写作中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民族、历史、真理在说话。这既是自上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被不断强化出的诗歌的社会政治学立场，也是那个时代诗人们的自觉遵循。但这种写作发展到“文革”时，已经走到了反面，成为一种以颂歌为基调的大话、空话、假话的空转。1979年“文学新时期”中的诗歌，正是由对这种写作的清算而开始。

一个诗人，能够成为民族、历史、真理的代言人吗？这曾是我们关于经典诗人的标准，或者一部分诗人的理想。但这并不取决于诗人对自己的预先设定，而是来自一个后置的验证。因为从原理上说，一个诗人无论书写什么，他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诗歌史上大量直入人心的杰作，正是由此而产生。假若他的诗歌有幸最终发出了民族、历史、真理的声音，那也绝非基于他对自己的预先设定，而是诗歌史最终的验证。但这样的诗人却凤毛麟角，除了屈原勉强算得上之外，连李白也不是。但这并不妨碍李白大诗人的地位，以及我们对他的热爱。而当代诗歌史上那些大我抒情，最终又留下了多少？从这个背景上看，我们有什么根据要求一位普通诗人承担他根本无意承担、也承担不了的“大任”呢？关于食指，他是一位曾受到诗界尊重的诗人。诗歌有自己的读者，正像他如此排斥余秀华的诗歌，而许多人却喜欢余的诗歌一样。

“私人化”写作是回归本质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当下诗歌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像余秀华这样的相关话题何以仍能引起热议？

燎原：在告别了那种虚泛的大我抒情后，诗歌正以诗人们带着当下处境中的个人感受和个人问题，展开了无限广阔的向度，它在文本建造中的精神艺术深度，是此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而它的影响力，不再以当年那种非诗的社会轰动效应来呈现，而是与一个时代内在情绪全方位的呼应。余秀华的诗歌、包括围绕她的相关话题之能引起热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她的诗歌，一部分人所记住的，当然是“穿过大半个中国……”以及在网络上与人“开撕”所表现的泼辣与刁钻。但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余秀华，或者说，是一个底层生存者的自卫方式。当你全面地读过她的诗歌，包括诗歌之外的随笔，我想你肯定会有另外的感受。一个诗人之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必然有他的真实缘由，绝非所谓的炒作所能奏效。

羊城晚报：新世纪以后，新诗写作有“私人化”的趋势，很多诗人倾向于表达纯私人化独特的情绪。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现象？

燎原：“私人化”的写作，其实是相对于大我抒情、或者公共抒情形成的一个概念。前边已经说过，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这是一个原理，也是一个常识。诗歌的私人化写作，其实就是诗歌的多元化写作，也是诗人遵从于自己心灵和精神诉求的写作，这首先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进步和开放，当然也是诗歌回到了它的本质功能。

没有网络平台就难有余秀华

羊城晚报：在今天这样的新媒体时代，新诗的发表存在门槛吗？

燎原：没错，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诗歌写作已没有了发表的门槛。然而，这并不等于没有了标准和评价体系，成千上万的网络诗人聚集在不同的诗歌网站，诗作贴上去后，马上就会有叫好和挑剔的声音蜂拥而至，包括因不中听的声音而互相“开撕”。这也正是余秀华的网络诗歌经历。但这样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各自诗艺磨砺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介入网络诗歌平台的，不光是余秀华之类的未名者，当代众多有影响的诗人，也都曾或仍活跃在这个平台。一首诗作写出来后，马上就会得到无数阅读者的回应，这会刺激他们更旺盛的写作冲动。

至于他们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我想当然是，余秀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进一步地说，没有网络平台就很难有余秀华。若再往前数，包括沈浩波等人早先也长期活跃网络。一般而言，网络时代的他们都带有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野生特征，这也使各自独有的潜质和经验得以最大程度的焕发。再之后，他们被相关诗歌刊物所“发现”、所接纳，并因他们的“独有”而为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假若他们没有网络诗歌时期，一开始就在诗歌刊物门前以循规蹈矩的写作排队，要不就没有现在的他们，要不他们根本就不会浮出水面。

羊城晚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坚持“纯诗”写作立场，遭到了鲁迅的批评。这段历史事实对今天新诗的走向有何启发意义？

燎原：新月派的纯诗概念是不满于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反对滥情主义而提出的，我感觉不出有什么可批评的。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把直面惨淡的人生和艺术的担当放在首位，也当然没有问题。但一部诗歌史假若只有《凤凰涅槃》而没有新月派的《雨巷》，我想这是难以想象的。诗歌就是诗歌，不是时评和大字报。

黄礼孩（诗人）：伟大的写作呼唤伟大的灵魂

当下的诗歌教育非常滞后

羊城晚报：您长期从事诗歌传播工作，如何评价当下诗歌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说法？

黄礼孩：“诗歌影响力式微”或者“文学死亡了”，这些话题在我看来都是伪命题。十几年前说过这些话题，今天还在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诗歌的现状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提并论，这多少不客观。当下的语境与八十年代比，已经是另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单一的阅读环境来比较。

诗歌的审美对象是所有的人，具有文字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人，要求诗歌在非诗人群体中有认同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也期待自己的作品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反响，毕竟诗歌与读者相互寻找。不过，这里面有多少诗歌的欣赏或者审美是有效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素。诗歌的教育是非常滞后的，即便在学校，所学习到的诗歌欣赏或者写作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有多少诗歌读者是真正触动心灵的”这才是一个问题。对诗歌美育的忽略直接影响了诗歌的传播与欣赏，从这个角度来考量诗歌的式微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诗歌的探索与书写来说，诗歌又是走得最远的文体。诗歌是目前唯一没有市场的艺术，它孤独的存在反而让它更专注诗艺本身。好诗在民间，民间对诗歌的热爱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余秀华就是民间诗歌写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产生热议也是正常的。不过纵观这些年引起民众热议都是非正常的诗歌事件，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没有分辨诗歌好坏的能力，更多的是看热闹。

“非专业诗人”提供不同的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的价值？

黄礼孩：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诗人浮出水面。只要是优秀的诗人没有什么能够掩盖的了，早晚会被发现。也许以往的70后诗人受到“影响的焦虑”，但今天这拨诗人成长起来，他们的观念、思维、角度更有先锋性和方向性，既不同于60年代的诗人，也区别于80后的写作，值得寄予厚望。至于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他们书写的自己的生活，构成了时代的群像，提供了许多可能，另一个是诗歌创作队伍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就像金字塔一样，没有不同层面的诗人构成的诗歌阶梯，很难有人抵达金字塔顶尖，成为贡献出闪闪发光诗篇的诗人。我曾鼓励过一些不愿意当三流诗人的朋友，被命名也是一种人生激励，也是诗歌对他的馈赠。成了三流诗人，就有希望成为二流诗人。

羊城晚报：“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

黄礼孩：过去写诗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必须在大刊名刊上发表组诗，但现在即便发表很多也未必引起关注。新媒体时代，仿佛全民写作的时代到来，诗歌“发表”的门槛是降低了，但也不意味着更多的人变成诗人。因为成为一个诗人，需要支持这个名分的条件不是发表几首诗歌那么简单。不过，我接触过的一些诗歌写作者，他们并不在乎“诗人”这个称呼，诗歌写作是他们热爱生命的一种方式，他们甚至不愿意加入作家协会。这些“非专业诗人”，他们更鲜活，更自由，更自我，在某个意义上为写作提供不同的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私人化”现象？

黄礼孩：写作与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私人化写作说明更多的人退回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日常的小情小调，不再关注人的命运与灵魂上的事情。伟大的写作呼唤伟大的灵魂，也许我们当下的文化土壤不适合生长别的品种的文学果实，但历史之根绵延不绝，会有伟大的作家出现，用不着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