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中的“大我”和“小我”

来源:金羊网 作者:朱绍杰 发表时间:2018-01-29 10:22

食指本名郭路生(1948-),山东鱼台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高中毕业。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余秀华 1976年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诗人。余秀华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高中毕业后,余秀华赋闲在家。1998年,余秀华写下了第一首诗《印痕》,截至2015年1月,余秀华已写了2000多首诗。

□金羊网记者 朱绍杰

近日,著名诗人食指在2018年北京图书交易会上对诗人余秀华的激烈批评引发争议,他说,“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对此,余秀华在微博中回应道:“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

食指和余秀华的争议其实涉及一个基本的诗歌观念问题:为何写作?如何写作?

燎原(诗歌评论家):诗歌不是时评和大字报

诗人的书写只代表他自己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议?

燎原:食指批评余秀华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也就是诗歌的“大我”抒情和“小我”抒情的问题。大我抒情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诗人写作中这样的自我角色体认:他在写作中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民族、历史、真理在说话。这既是自上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被不断强化出的诗歌的社会政治学立场,也是那个时代诗人们的自觉遵循。但这种写作发展到“文革”时,已经走到了反面,成为一种以颂歌为基调的大话、空话、假话的空转。1979年“文学新时期”中的诗歌,正是由对这种写作的清算而开始。

一个诗人,能够成为民族、历史、真理的代言人吗?这曾是我们关于经典诗人的标准,或者一部分诗人的理想。但这并不取决于诗人对自己的预先设定,而是来自一个后置的验证。因为从原理上说,一个诗人无论书写什么,他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诗歌史上大量直入人心的杰作,正是由此而产生。假若他的诗歌有幸最终发出了民族、历史、真理的声音,那也绝非基于他对自己的预先设定,而是诗歌史最终的验证。但这样的诗人却凤毛麟角,除了屈原勉强算得上之外,连李白也不是。但这并不妨碍李白大诗人的地位,以及我们对他的热爱。而当代诗歌史上那些大我抒情,最终又留下了多少?从这个背景上看,我们有什么根据要求一位普通诗人承担他根本无意承担、也承担不了的“大任”呢?关于食指,他是一位曾受到诗界尊重的诗人。诗歌有自己的读者,正像他如此排斥余秀华的诗歌,而许多人却喜欢余的诗歌一样。

“私人化”写作是回归本质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当下诗歌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像余秀华这样的相关话题何以仍能引起热议?

燎原:在告别了那种虚泛的大我抒情后,诗歌正以诗人们带着当下处境中的个人感受和个人问题,展开了无限广阔的向度,它在文本建造中的精神艺术深度,是此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而它的影响力,不再以当年那种非诗的社会轰动效应来呈现,而是与一个时代内在情绪全方位的呼应。余秀华的诗歌、包括围绕她的相关话题之能引起热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她的诗歌,一部分人所记住的,当然是“穿过大半个中国……”以及在网络上与人“开撕”所表现的泼辣与刁钻。但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余秀华,或者说,是一个底层生存者的自卫方式。当你全面地读过她的诗歌,包括诗歌之外的随笔,我想你肯定会有另外的感受。一个诗人之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必然有他的真实缘由,绝非所谓的炒作所能奏效。

羊城晚报:新世纪以后,新诗写作有“私人化”的趋势,很多诗人倾向于表达纯私人化独特的情绪。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现象?

燎原:“私人化”的写作,其实是相对于大我抒情、或者公共抒情形成的一个概念。前边已经说过,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这是一个原理,也是一个常识。诗歌的私人化写作,其实就是诗歌的多元化写作,也是诗人遵从于自己心灵和精神诉求的写作,这首先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进步和开放,当然也是诗歌回到了它的本质功能。

没有网络平台就难有余秀华

羊城晚报:在今天这样的新媒体时代,新诗的发表存在门槛吗?

燎原:没错,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诗歌写作已没有了发表的门槛。然而,这并不等于没有了标准和评价体系,成千上万的网络诗人聚集在不同的诗歌网站,诗作贴上去后,马上就会有叫好和挑剔的声音蜂拥而至,包括因不中听的声音而互相“开撕”。这也正是余秀华的网络诗歌经历。但这样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各自诗艺磨砺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介入网络诗歌平台的,不光是余秀华之类的未名者,当代众多有影响的诗人,也都曾或仍活跃在这个平台。一首诗作写出来后,马上就会得到无数阅读者的回应,这会刺激他们更旺盛的写作冲动。

至于他们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我想当然是,余秀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进一步地说,没有网络平台就很难有余秀华。若再往前数,包括沈浩波等人早先也长期活跃网络。一般而言,网络时代的他们都带有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野生特征,这也使各自独有的潜质和经验得以最大程度的焕发。再之后,他们被相关诗歌刊物所“发现”、所接纳,并因他们的“独有”而为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假若他们没有网络诗歌时期,一开始就在诗歌刊物门前以循规蹈矩的写作排队,要不就没有现在的他们,要不他们根本就不会浮出水面。

羊城晚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坚持“纯诗”写作立场,遭到了鲁迅的批评。这段历史事实对今天新诗的走向有何启发意义?

燎原:新月派的纯诗概念是不满于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反对滥情主义而提出的,我感觉不出有什么可批评的。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把直面惨淡的人生和艺术的担当放在首位,也当然没有问题。但一部诗歌史假若只有《凤凰涅槃》而没有新月派的《雨巷》,我想这是难以想象的。诗歌就是诗歌,不是时评和大字报。

黄礼孩(诗人):伟大的写作呼唤伟大的灵魂

当下的诗歌教育非常滞后

羊城晚报:您长期从事诗歌传播工作,如何评价当下诗歌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说法?

黄礼孩:“诗歌影响力式微”或者“文学死亡了”,这些话题在我看来都是伪命题。十几年前说过这些话题,今天还在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诗歌的现状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提并论,这多少不客观。当下的语境与八十年代比,已经是另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单一的阅读环境来比较。

诗歌的审美对象是所有的人,具有文字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人,要求诗歌在非诗人群体中有认同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也期待自己的作品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反响,毕竟诗歌与读者相互寻找。不过,这里面有多少诗歌的欣赏或者审美是有效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素。诗歌的教育是非常滞后的,即便在学校,所学习到的诗歌欣赏或者写作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有多少诗歌读者是真正触动心灵的”这才是一个问题。对诗歌美育的忽略直接影响了诗歌的传播与欣赏,从这个角度来考量诗歌的式微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诗歌的探索与书写来说,诗歌又是走得最远的文体。诗歌是目前唯一没有市场的艺术,它孤独的存在反而让它更专注诗艺本身。好诗在民间,民间对诗歌的热爱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余秀华就是民间诗歌写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产生热议也是正常的。不过纵观这些年引起民众热议都是非正常的诗歌事件,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没有分辨诗歌好坏的能力,更多的是看热闹。

“非专业诗人”提供不同的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的价值?

黄礼孩: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诗人浮出水面。只要是优秀的诗人没有什么能够掩盖的了,早晚会被发现。也许以往的70后诗人受到“影响的焦虑”,但今天这拨诗人成长起来,他们的观念、思维、角度更有先锋性和方向性,既不同于60年代的诗人,也区别于80后的写作,值得寄予厚望。至于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他们书写的自己的生活,构成了时代的群像,提供了许多可能,另一个是诗歌创作队伍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就像金字塔一样,没有不同层面的诗人构成的诗歌阶梯,很难有人抵达金字塔顶尖,成为贡献出闪闪发光诗篇的诗人。我曾鼓励过一些不愿意当三流诗人的朋友,被命名也是一种人生激励,也是诗歌对他的馈赠。成了三流诗人,就有希望成为二流诗人。

羊城晚报:“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

黄礼孩:过去写诗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必须在大刊名刊上发表组诗,但现在即便发表很多也未必引起关注。新媒体时代,仿佛全民写作的时代到来,诗歌“发表”的门槛是降低了,但也不意味着更多的人变成诗人。因为成为一个诗人,需要支持这个名分的条件不是发表几首诗歌那么简单。不过,我接触过的一些诗歌写作者,他们并不在乎“诗人”这个称呼,诗歌写作是他们热爱生命的一种方式,他们甚至不愿意加入作家协会。这些“非专业诗人”,他们更鲜活,更自由,更自我,在某个意义上为写作提供不同的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私人化”现象?

黄礼孩:写作与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私人化写作说明更多的人退回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日常的小情小调,不再关注人的命运与灵魂上的事情。伟大的写作呼唤伟大的灵魂,也许我们当下的文化土壤不适合生长别的品种的文学果实,但历史之根绵延不绝,会有伟大的作家出现,用不着担心。

编辑:邱邱
数字报

诗歌创作中的“大我”和“小我”

金羊网2018-01-29 10:22:00

食指本名郭路生(1948-),山东鱼台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被当代诗坛誉为“朦胧诗鼻祖”。高中毕业。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余秀华 1976年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诗人。余秀华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高中毕业后,余秀华赋闲在家。1998年,余秀华写下了第一首诗《印痕》,截至2015年1月,余秀华已写了2000多首诗。

□金羊网记者 朱绍杰

近日,著名诗人食指在2018年北京图书交易会上对诗人余秀华的激烈批评引发争议,他说,“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对此,余秀华在微博中回应道:“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

食指和余秀华的争议其实涉及一个基本的诗歌观念问题:为何写作?如何写作?

燎原(诗歌评论家):诗歌不是时评和大字报

诗人的书写只代表他自己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议?

燎原:食指批评余秀华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也就是诗歌的“大我”抒情和“小我”抒情的问题。大我抒情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诗人写作中这样的自我角色体认:他在写作中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民族、历史、真理在说话。这既是自上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被不断强化出的诗歌的社会政治学立场,也是那个时代诗人们的自觉遵循。但这种写作发展到“文革”时,已经走到了反面,成为一种以颂歌为基调的大话、空话、假话的空转。1979年“文学新时期”中的诗歌,正是由对这种写作的清算而开始。

一个诗人,能够成为民族、历史、真理的代言人吗?这曾是我们关于经典诗人的标准,或者一部分诗人的理想。但这并不取决于诗人对自己的预先设定,而是来自一个后置的验证。因为从原理上说,一个诗人无论书写什么,他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诗歌史上大量直入人心的杰作,正是由此而产生。假若他的诗歌有幸最终发出了民族、历史、真理的声音,那也绝非基于他对自己的预先设定,而是诗歌史最终的验证。但这样的诗人却凤毛麟角,除了屈原勉强算得上之外,连李白也不是。但这并不妨碍李白大诗人的地位,以及我们对他的热爱。而当代诗歌史上那些大我抒情,最终又留下了多少?从这个背景上看,我们有什么根据要求一位普通诗人承担他根本无意承担、也承担不了的“大任”呢?关于食指,他是一位曾受到诗界尊重的诗人。诗歌有自己的读者,正像他如此排斥余秀华的诗歌,而许多人却喜欢余的诗歌一样。

“私人化”写作是回归本质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当下诗歌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像余秀华这样的相关话题何以仍能引起热议?

燎原:在告别了那种虚泛的大我抒情后,诗歌正以诗人们带着当下处境中的个人感受和个人问题,展开了无限广阔的向度,它在文本建造中的精神艺术深度,是此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而它的影响力,不再以当年那种非诗的社会轰动效应来呈现,而是与一个时代内在情绪全方位的呼应。余秀华的诗歌、包括围绕她的相关话题之能引起热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她的诗歌,一部分人所记住的,当然是“穿过大半个中国……”以及在网络上与人“开撕”所表现的泼辣与刁钻。但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余秀华,或者说,是一个底层生存者的自卫方式。当你全面地读过她的诗歌,包括诗歌之外的随笔,我想你肯定会有另外的感受。一个诗人之能拥有广泛的读者,必然有他的真实缘由,绝非所谓的炒作所能奏效。

羊城晚报:新世纪以后,新诗写作有“私人化”的趋势,很多诗人倾向于表达纯私人化独特的情绪。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现象?

燎原:“私人化”的写作,其实是相对于大我抒情、或者公共抒情形成的一个概念。前边已经说过,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只能代表他自己,这是一个原理,也是一个常识。诗歌的私人化写作,其实就是诗歌的多元化写作,也是诗人遵从于自己心灵和精神诉求的写作,这首先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进步和开放,当然也是诗歌回到了它的本质功能。

没有网络平台就难有余秀华

羊城晚报:在今天这样的新媒体时代,新诗的发表存在门槛吗?

燎原:没错,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诗歌写作已没有了发表的门槛。然而,这并不等于没有了标准和评价体系,成千上万的网络诗人聚集在不同的诗歌网站,诗作贴上去后,马上就会有叫好和挑剔的声音蜂拥而至,包括因不中听的声音而互相“开撕”。这也正是余秀华的网络诗歌经历。但这样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各自诗艺磨砺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介入网络诗歌平台的,不光是余秀华之类的未名者,当代众多有影响的诗人,也都曾或仍活跃在这个平台。一首诗作写出来后,马上就会得到无数阅读者的回应,这会刺激他们更旺盛的写作冲动。

至于他们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我想当然是,余秀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进一步地说,没有网络平台就很难有余秀华。若再往前数,包括沈浩波等人早先也长期活跃网络。一般而言,网络时代的他们都带有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野生特征,这也使各自独有的潜质和经验得以最大程度的焕发。再之后,他们被相关诗歌刊物所“发现”、所接纳,并因他们的“独有”而为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假若他们没有网络诗歌时期,一开始就在诗歌刊物门前以循规蹈矩的写作排队,要不就没有现在的他们,要不他们根本就不会浮出水面。

羊城晚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坚持“纯诗”写作立场,遭到了鲁迅的批评。这段历史事实对今天新诗的走向有何启发意义?

燎原:新月派的纯诗概念是不满于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反对滥情主义而提出的,我感觉不出有什么可批评的。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把直面惨淡的人生和艺术的担当放在首位,也当然没有问题。但一部诗歌史假若只有《凤凰涅槃》而没有新月派的《雨巷》,我想这是难以想象的。诗歌就是诗歌,不是时评和大字报。

黄礼孩(诗人):伟大的写作呼唤伟大的灵魂

当下的诗歌教育非常滞后

羊城晚报:您长期从事诗歌传播工作,如何评价当下诗歌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说法?

黄礼孩:“诗歌影响力式微”或者“文学死亡了”,这些话题在我看来都是伪命题。十几年前说过这些话题,今天还在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诗歌的现状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提并论,这多少不客观。当下的语境与八十年代比,已经是另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单一的阅读环境来比较。

诗歌的审美对象是所有的人,具有文字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人,要求诗歌在非诗人群体中有认同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也期待自己的作品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反响,毕竟诗歌与读者相互寻找。不过,这里面有多少诗歌的欣赏或者审美是有效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素。诗歌的教育是非常滞后的,即便在学校,所学习到的诗歌欣赏或者写作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有多少诗歌读者是真正触动心灵的”这才是一个问题。对诗歌美育的忽略直接影响了诗歌的传播与欣赏,从这个角度来考量诗歌的式微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诗歌的探索与书写来说,诗歌又是走得最远的文体。诗歌是目前唯一没有市场的艺术,它孤独的存在反而让它更专注诗艺本身。好诗在民间,民间对诗歌的热爱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余秀华就是民间诗歌写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产生热议也是正常的。不过纵观这些年引起民众热议都是非正常的诗歌事件,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没有分辨诗歌好坏的能力,更多的是看热闹。

“非专业诗人”提供不同的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的价值?

黄礼孩: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诗人浮出水面。只要是优秀的诗人没有什么能够掩盖的了,早晚会被发现。也许以往的70后诗人受到“影响的焦虑”,但今天这拨诗人成长起来,他们的观念、思维、角度更有先锋性和方向性,既不同于60年代的诗人,也区别于80后的写作,值得寄予厚望。至于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他们书写的自己的生活,构成了时代的群像,提供了许多可能,另一个是诗歌创作队伍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就像金字塔一样,没有不同层面的诗人构成的诗歌阶梯,很难有人抵达金字塔顶尖,成为贡献出闪闪发光诗篇的诗人。我曾鼓励过一些不愿意当三流诗人的朋友,被命名也是一种人生激励,也是诗歌对他的馈赠。成了三流诗人,就有希望成为二流诗人。

羊城晚报:“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

黄礼孩:过去写诗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必须在大刊名刊上发表组诗,但现在即便发表很多也未必引起关注。新媒体时代,仿佛全民写作的时代到来,诗歌“发表”的门槛是降低了,但也不意味着更多的人变成诗人。因为成为一个诗人,需要支持这个名分的条件不是发表几首诗歌那么简单。不过,我接触过的一些诗歌写作者,他们并不在乎“诗人”这个称呼,诗歌写作是他们热爱生命的一种方式,他们甚至不愿意加入作家协会。这些“非专业诗人”,他们更鲜活,更自由,更自我,在某个意义上为写作提供不同的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私人化”现象?

黄礼孩:写作与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私人化写作说明更多的人退回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日常的小情小调,不再关注人的命运与灵魂上的事情。伟大的写作呼唤伟大的灵魂,也许我们当下的文化土壤不适合生长别的品种的文学果实,但历史之根绵延不绝,会有伟大的作家出现,用不着担心。

编辑:邱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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