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海洋意识”:中国人的海洋文学起源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司聃 发表时间:2018-02-02 11:12

《山海经》与“海洋意识”

司聃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亚细亚诸国的人民虽然也以大海为界,却并未享受海洋赋予的文明:“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的观点未免有些偏颇——诚然,横向对比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海洋的作品不甚丰富——诸种因素累积形成中华文化圈与海洋的疏离,除去主体民族汉民族农耕性较强的大陆性文化因素外,亦有学者认为这与后世的海禁相关。而在上古社会,就彼时中国人口构成而言,农耕人口与游牧人口占据相当比例,生活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的人口较少;就地理环境而言,海洋远离中土,属于中土先民眼中的异域,与中原诸国度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阻隔,先民们在面对大海这一意象时,无论是从空间距离还是时间深度,都显得无法丈量。纵然如此,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文学作品中便已有对海中岛屿及居民的幻想描述,这些对海洋的神性幻想,又以《山海经》所描述为最多。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山海经》可称得上是独特的一部,其成书年代大约是自战国至汉初。顾名思义,《山海经》以山为经,以海为纬,记录上古先民们眼中的世界,其中有数量相当的神话故事,成为中国神话的源头之一。袁珂先生为《山海经》校注,称赞其为“非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山海经》共十八卷,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中将《山海经》分为《山经》与《海经》,所谓“《山海经》之名,未知所始。今按《五藏山经》,是名《山经》,汉人往往称之。《海外经》已下,当为《海经》,合名《山海经》,或是向、秀所题”。这种观念一直被后世学者所沿用,袁珂先生亦认同此观念:“《海外经》以下各篇,主要是说海,就连郭璞作注时收录进去的《荒经》以下五篇,主要也说的是海,自然该称《海经》。所以从外壳结构将此书区分为《山经》和《海经》。”《山海经》中有大量涉及海洋的文字内容,主要分布在《海外经》《大荒经》及《海内经》中。

远国异民式的海上奇闻

《山海经》中的海洋叙事,主要体现在远国异民式的奇闻传说。对安土重迁的中原先民来说,海洋与陆地有着明显差异,属于超越常识与经验之外的世界。浩瀚辽阔、一望无垠的海洋使得人们可以在想象空间中遨游,而诸种海洋生物的玄妙不可知又令人滋生无尽幻想。直至东汉末年的《释名》一书,仍将“海”解释为“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认知,往往伴随着因隔膜而产生的负面情感。

《山海经》虽然对海洋的描摹较粗浅,有时显得偏于刻板及静态,却依旧记录下了“大人之国”“小人之国”“君子之国”等海外国度并佐以丰富想象,其中所提及的诸多岛民,皆有异常之相,如“大人之市在海中”,“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而海中还有许多神奇之物,陵鱼长着人面,有手足,却是鱼身;流传千载的鲛人传说也始自于此,《海内南经》有“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的记载;《大荒西经》亦记“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后世文学、影视作品中屡有人鱼形象出现,究其源头,自是源于《山海经》中的人面鱼身传说。可见海洋已不仅作为自然环境以供状物描摹,还同海洋中的生物一起构成了特殊意象。

纵然对这些海中方国的描述瑰丽而奇幻,但这些远国异人的传说却并非是先民们纯粹的虚构与幻想,而是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地理志与民族志。见证者们将自己所见所闻转述与他人,构成了《山海经》中奇幻的海洋世界,在对海外民族的描摹中,透露着先民们朴素的地理观与世界观。

海域观念与海洋之神

海域观念与海洋之神的确立亦是《山海经》海洋叙事中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地理结构为“内陆外海”型,腹地广阔,无内海切割,原始思维影响下,中原人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所谓中央之国。四海观念因此衍生,文献中最早出现“四海”一词的是《尚书》与《诗经》,但此处的“海”,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海洋。至《山海经》,四海与海洋息息相关,《海内东经》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可见《山海经》中的海,其所指乃是江河汇聚而成的海洋概念。

四海观念的确立,使掌管四海之神随之应运而生。《大荒东经》记有“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西经》曰:“西海郩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在《大荒南经》的记载中,南海神亦有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为不廷胡余;《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由此可知,《山海经》中已明确出现四海之神的名字、外在特征及相应的神仙谱系。以东西南北为序,海神分别是禺虢、弇兹、不廷胡余、禺疆(亦作禺强、禺京);形态多半人半兽,以蛇为饰。在后世的发展中,四海之神的观念得以延续,但其名号有所改变,继而形象特征也逐渐人格化,成为广为人知的神灵。

诚然,以《山海经》为代表的早期文学作品中,海洋多只属于叙事的时空背景,中或掺杂创作主体的瑰丽想象,然而始终指向志人志怪。细究其因,大约有以下两点:其一,上古时期的航海技术不甚发达,安土重迁的中土居民对海洋世界缺乏了解,沿海居民的航海活动也大致处于原始航海阶段,少有远海探险的记录留存。因此,人们对海洋世界多有主观臆测,将之虚构成有神人居焉的地方;其二,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学作品皆是言简意赅的短小之貌,囿于篇幅,无法对之作深刻复杂的描述,因此遗留下的涉海故事远不如后世丰富。

在后世的社会发展中,海洋及海上群体逐渐进入国人视域,成为中原居民经验范畴内的事物,佛经故事传入后,以海洋为背景的传奇志怪数量亦迅速增加。纵然如此,《山海经》对中国海洋文学依旧有特殊意义,后世的海洋小说多从《山海经》中得到启发与影响。上古时期的农耕先民们曾向远处的海域眺望,猜想陆地尽头是什么模样,他们开启了民族对海洋叙事的篇章,在幻想中建构远国异民的思维体系,才有了煮海的张生,新罗的长人,海岛中谜一样的女子……中国人的海洋文学起源自此,又在后世衍生出动人的篇章。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师

编辑:邱邱
数字报

《山海经》与“海洋意识”:中国人的海洋文学起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司聃  2018-02-02

《山海经》与“海洋意识”

司聃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亚细亚诸国的人民虽然也以大海为界,却并未享受海洋赋予的文明:“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的观点未免有些偏颇——诚然,横向对比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海洋的作品不甚丰富——诸种因素累积形成中华文化圈与海洋的疏离,除去主体民族汉民族农耕性较强的大陆性文化因素外,亦有学者认为这与后世的海禁相关。而在上古社会,就彼时中国人口构成而言,农耕人口与游牧人口占据相当比例,生活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的人口较少;就地理环境而言,海洋远离中土,属于中土先民眼中的异域,与中原诸国度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阻隔,先民们在面对大海这一意象时,无论是从空间距离还是时间深度,都显得无法丈量。纵然如此,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文学作品中便已有对海中岛屿及居民的幻想描述,这些对海洋的神性幻想,又以《山海经》所描述为最多。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山海经》可称得上是独特的一部,其成书年代大约是自战国至汉初。顾名思义,《山海经》以山为经,以海为纬,记录上古先民们眼中的世界,其中有数量相当的神话故事,成为中国神话的源头之一。袁珂先生为《山海经》校注,称赞其为“非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山海经》共十八卷,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中将《山海经》分为《山经》与《海经》,所谓“《山海经》之名,未知所始。今按《五藏山经》,是名《山经》,汉人往往称之。《海外经》已下,当为《海经》,合名《山海经》,或是向、秀所题”。这种观念一直被后世学者所沿用,袁珂先生亦认同此观念:“《海外经》以下各篇,主要是说海,就连郭璞作注时收录进去的《荒经》以下五篇,主要也说的是海,自然该称《海经》。所以从外壳结构将此书区分为《山经》和《海经》。”《山海经》中有大量涉及海洋的文字内容,主要分布在《海外经》《大荒经》及《海内经》中。

远国异民式的海上奇闻

《山海经》中的海洋叙事,主要体现在远国异民式的奇闻传说。对安土重迁的中原先民来说,海洋与陆地有着明显差异,属于超越常识与经验之外的世界。浩瀚辽阔、一望无垠的海洋使得人们可以在想象空间中遨游,而诸种海洋生物的玄妙不可知又令人滋生无尽幻想。直至东汉末年的《释名》一书,仍将“海”解释为“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认知,往往伴随着因隔膜而产生的负面情感。

《山海经》虽然对海洋的描摹较粗浅,有时显得偏于刻板及静态,却依旧记录下了“大人之国”“小人之国”“君子之国”等海外国度并佐以丰富想象,其中所提及的诸多岛民,皆有异常之相,如“大人之市在海中”,“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而海中还有许多神奇之物,陵鱼长着人面,有手足,却是鱼身;流传千载的鲛人传说也始自于此,《海内南经》有“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的记载;《大荒西经》亦记“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后世文学、影视作品中屡有人鱼形象出现,究其源头,自是源于《山海经》中的人面鱼身传说。可见海洋已不仅作为自然环境以供状物描摹,还同海洋中的生物一起构成了特殊意象。

纵然对这些海中方国的描述瑰丽而奇幻,但这些远国异人的传说却并非是先民们纯粹的虚构与幻想,而是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地理志与民族志。见证者们将自己所见所闻转述与他人,构成了《山海经》中奇幻的海洋世界,在对海外民族的描摹中,透露着先民们朴素的地理观与世界观。

海域观念与海洋之神

海域观念与海洋之神的确立亦是《山海经》海洋叙事中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地理结构为“内陆外海”型,腹地广阔,无内海切割,原始思维影响下,中原人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所谓中央之国。四海观念因此衍生,文献中最早出现“四海”一词的是《尚书》与《诗经》,但此处的“海”,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海洋。至《山海经》,四海与海洋息息相关,《海内东经》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可见《山海经》中的海,其所指乃是江河汇聚而成的海洋概念。

四海观念的确立,使掌管四海之神随之应运而生。《大荒东经》记有“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西经》曰:“西海郩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在《大荒南经》的记载中,南海神亦有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为不廷胡余;《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由此可知,《山海经》中已明确出现四海之神的名字、外在特征及相应的神仙谱系。以东西南北为序,海神分别是禺虢、弇兹、不廷胡余、禺疆(亦作禺强、禺京);形态多半人半兽,以蛇为饰。在后世的发展中,四海之神的观念得以延续,但其名号有所改变,继而形象特征也逐渐人格化,成为广为人知的神灵。

诚然,以《山海经》为代表的早期文学作品中,海洋多只属于叙事的时空背景,中或掺杂创作主体的瑰丽想象,然而始终指向志人志怪。细究其因,大约有以下两点:其一,上古时期的航海技术不甚发达,安土重迁的中土居民对海洋世界缺乏了解,沿海居民的航海活动也大致处于原始航海阶段,少有远海探险的记录留存。因此,人们对海洋世界多有主观臆测,将之虚构成有神人居焉的地方;其二,上古时期遗留下的文学作品皆是言简意赅的短小之貌,囿于篇幅,无法对之作深刻复杂的描述,因此遗留下的涉海故事远不如后世丰富。

在后世的社会发展中,海洋及海上群体逐渐进入国人视域,成为中原居民经验范畴内的事物,佛经故事传入后,以海洋为背景的传奇志怪数量亦迅速增加。纵然如此,《山海经》对中国海洋文学依旧有特殊意义,后世的海洋小说多从《山海经》中得到启发与影响。上古时期的农耕先民们曾向远处的海域眺望,猜想陆地尽头是什么模样,他们开启了民族对海洋叙事的篇章,在幻想中建构远国异民的思维体系,才有了煮海的张生,新罗的长人,海岛中谜一样的女子……中国人的海洋文学起源自此,又在后世衍生出动人的篇章。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师

编辑:邱邱
新闻排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