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向莫言学什么

青年作家向莫言学什么

《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号称是中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四种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风向标，从这些作品可以清晰照见中国当代文学的面相。从本期起，羊城晚报推出“期刊观察”栏目，邀请几位新锐批评家追踪阅读四大文学期刊，追源溯流，探隐寻幽，为当代文学把脉。

□唐诗人

A、小说与故事的分界

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五年没有新作，自然会遭受一些议论。比如最常听闻的一个，是说莫言丧失了创造力、再写不出好作品了，还有人甚至揣测莫言会停笔不再创作。直到2017年，他开始拿出一系列作品，分别在《收获》《花城》《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集中推出。其中，《十月》杂志将莫言短篇小说《等待摩西》以及另外三首诗歌放在了2018年第一期。莫言出新作，且是多年之后集中推出，自然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文学大事。

莫言的文学创造力如何，值得探讨。在深入之前，可以给出我的观点，即莫言在《十月》2017年第一期发表的新作《等待摩西》，以及在其他杂志发表的《故乡人事》《天下太平》《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整体上没有超越之前他自己的作品。莫言最擅长的是长篇小说，而这些新作很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就短篇小说来看，这些新作也没超越他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

自然，没有超越自己的经典作品，这并不是说新作就一无是处了，更不意味着莫言失去了文学创造力。毕竟，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每次推出的新作都能超越自己之前的作品，这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里说莫言这些新作没有超越他自己的经典作品，主要指他没再刻意去创造新的文体风格，不再是通过文体的独特和语言的迥异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可以说，莫言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或者说坚守了自己作为一个讲故事者的基本身份。莫言在诺奖的授奖词里强调自己就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是大实话。小说家都是讲故事的人，只是有的人讲得好，有得人讲得差，更进一步说，是有的人讲成了小说、艺术品，有些人一辈子都只是故事编造者。从故事到小说，这之间并不是毫无间距的，而是充满学问。小说与故事的分界点难以说清，但却是我们评判好作家、好作品的根本所在。

B、写出好人的坏，也写出坏人的好

故事离小说艺术有多远，或者说一般的故事与好的小说之间的差异，最明显表现于通俗小说与伟大小说之间。通俗小说的故事都极好看，但伟大小说的故事不一定特别好看，即便是好看，也还有好看之外的让这小说真正杰出的因素。莫言说自己是说故事的人，但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可以算作通俗故事，比如不会有人认为《檀香刑》这种内容残酷以及《丰乳肥臀》这种题目看起来很是香艳的小说是通俗故事，它们反而是莫言最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也是艺术性突出、精神含量最为饱满的两部长篇巨著。这两部小说最明显地看出，莫言的讲故事不仅是叙事技巧上的智慧，更是思想精神上的杰出。在最新《等待摩西》里，作为短篇，它框架简单，却也延续了莫言在叙事和精神层面的可贵特征。

《等待摩西》的故事还是东北乡的人物故事，与《故乡人事》可以算为一系列，但这篇勾勒的人物生命更为完整。莫言以“我”的视角去讲述一个同乡、同学柳卫东一辈子的遭遇。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是其姓基督的爷爷取的。但柳卫东小时候参与运动，造了自己爷爷的“反”，也把自己的名改了。改革开放后，柳卫东出外做生意，没几年后，做生意再没回来，失踪了三十五年。最后，柳卫东又突然回到东北乡，是作为一个奇怪的基督徒回去的。要在一个简单的短篇里勾勒一个人的生命过程，肯定不会有太多的生活细节描写，也不可能侧重呈现现代文学以来流行的心理意识内容。莫言选择的还是比较通常的记叙，记叙“我”从各方面、各种人口中描述的柳卫东，记叙“我”自己与柳卫东几次接触时的日常对话，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人物神情描写。回忆式地记叙，记叙听他人说与同柳卫东本人对话，这些看似普通的叙事方式，在莫言那里，使用得浑然入化。不但把柳卫东的生命过程表达清晰了，也将他身边的人的人性心理传达出来，最为微妙的还是，莫言所勾勒的这一切，每一帧都牵动着时代文化，都牵涉着我们的基本人性。莫言曾有创作论强调，写作就是写人，写完整的人，写出好人的坏面，也写出坏人的好面，《等待摩西》即是这方面的极好范本。

C、根本差距在于精神内核

《十月》这一期刊出的小说，有很多是青年作家作品。我们可以就此比较一番，看看青年作家可以向莫言学点什么。《女人言》《大幻想家》是这期《十月》“小说新干线”栏目的作品，作者曹潇，是个八零后作家。这两篇小说跟《等待摩西》有相近处，也是写人，也是对话多。但是，很明显，曹潇讲故事的能力远不如莫言。就结构上而言，莫言的技巧浑然得体，而曹潇《女人言》看似自然的组合方式里总有些刻意营造的人工痕迹。莫言用的“我”，和曹潇用的“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前者是去言说他人，后者更多的是言说自己，即便第二篇《大幻想家》主要是为了讲述他人，也总是大幅度地扯上自己的感受之类。这可以说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不同，但内在隐藏着一种叙述智慧的高下。

小说家只讲述“我”个人的经历和内心情感的时候，格局必定有限，而虚构一个他者来帮助“我”自己发泄内心世界的秘密，这种叙述方式也更容易讨人嫌。反过来，小说家夹带着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他人的故事时，可以营造出更为真实的情境氛围，也更符合讲故事、听故事的心理逻辑。我们听故事时的基本心理期待，是听人讲述一个其他人的故事，而不是听一个人自己诉说自己的内心，后者天然地不那么受欢迎。这种差别，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读莫言的小说是愉悦的、通畅的，而读《女人言》则感到繁累、啰唆，需要耐着性子。

讲故事的能力，一个是结构，另一个是精神。曹潇与莫言的差距，不仅在于叙述结构、技巧层面，更为根本的，还是精神内核。曹潇的《女人言》《大幻想家》都格局有限，指涉的问题也特别简单，基本限定在情感遭遇导致人心闭锁、男女情感的复杂与纯粹。而且，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作者也并没有特别值得言说的思想基石。换而言之，这些故事跟我们的时代构成不了特别有意义的关联，它们是细碎的心情，可以讲述，却不是不得不的讲述。

讲故事的能力，是莫言身上最为可贵的财富。这个能力，不仅是叙述技术层面的智慧，更是精神思想层面的不俗与可贵。这也是当前青年作家最为致命的弱项，是青年作家们最需要向莫言学习之处。即便如本期刊出的蔡东的《照夜白》，在叙述的缜密度和人心的把握上，都做到了纤细与精准，有其特别难得的精神面向，但在宽阔度上，还是无以承受住莫言小说所容纳的历史与生命。在这个普遍推崇精细巧的时代，研习莫言小说的美学与思想魅力，接续文学史上伟大的精神传统，是青年作家急需完成的重要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