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0万人的新就业：零工经济走入县域市场

新的就业形态正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同频共振。一个用于线下支付的收钱码就“养活”了至少4个职业：收钱码系统软件开发师、物联网技师、扫码机具师与线下推广的数字微客。

从垃圾分类师到单车运维师，从二次元游戏客服到小提琴在线陪练，自支付宝2004年诞生以来，近700万人在平台催生的40多种新职业里找到了打零工或全职就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一场关于产业发展与人才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正在自然发生。

数字经济赋能零工经济

以“灵活的就业模式、丰富的就业渠道、较低的从业门槛”为特点的零工经济正因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发生改变，并深入中小城市与小城镇。《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县域市场有零工收入的人群达到了52.27%，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互联网+”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

“过去很多就业形式都受制于地理空间，存在天然的地域区隔，但互联网技术将平台打通，数字经济催生的新职业在哪里都可以快速成长。”社保专家余清泉认为，不同于制造业要求的集中化就业，服务业的特点决定了这些新业态的分散化。

如今遍布于县域市场的“互联网+”类零工类型，既包括最典型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又催生了收钱码系统软件开发师、数字微客、AI标注师、公交车路线规划师等40多种新职业。这些新职业，有1/3仅需在线即可完成。

一些传统的职业在消失，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冯喜良看来，“创造”的关键在于新技术将劳动过程进行分解再重新整合，“恰恰是新技术的分解与整合让劳动分工更精细化，最终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

对于实质为灵活就业的零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用“人力资本自由配置”进行解读，“不同的技能模块现在都可以构造出一个市场，为不同的企业或平台提供短时服务”。

除了技能匹配之外，从业者的兴趣相投也成为这些新职业兴起的原因之一。毒鸡汤文案师、心愿制作师、歌单导师等小众职业从业者能够在新的就业形态中去完成过去想做却没机会做的事。

“更多的人能够被看见，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或者追求兴趣，在灵活就业中实现自我价值。”余清泉说，数字经济催生的新职业在带来产业变迁的同时，也改变着人才结构。

县域民生的重要支撑

除了职业类别，支付宝的有关数据还展示了这些新职业从业者的来路：约一半生活在中小城市。在2.4万名支付宝云客服中，有88.5%来自2至5线城市，AI标注师则几乎全是小镇青年。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何建华将这样的结果与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情况相对照，发现新职业的布局状况与调查结果一致：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从业人员比例上升，经济的地区差异缓慢变小；个体户的数量大幅增长。

“就业正成为县域民生的重要支撑。”冯喜良说，对于那些之前服务业并不发达的中小城市而言，这些新职业的发展是对当地经济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进一步加强。201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上升至52.2%，相对工业来讲，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

“从制造业时代向服务业时代过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余清泉说。

小微企业也是新职业的受益者。数据显示，从事线下推广收钱码的数字微客，既有个人兼职，也有创业团队，其中99%来自5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营业状况最好的单月收入达数百万元。

以小镇青年为代表的群体正在把握就业新形态。“不少二代三代农民工都在城市生活过或者出生在城市，他们对农村的感情较淡，对农业生产技术掌握较少，新职业恰恰为他们开辟了就业通道。”冯喜良说。

余清泉也看到了在城镇化过程中，以小镇青年为代表的群体的活力与潜力。“过去受地域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消费能力没被发现，但现在有了更多机会，这体现在就业上就是能找到更多新的有意思的兼职。”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出台更多支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抓紧改善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规定。”对于这些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职业，冯喜良认为，未来政策层面不仅要支持新就业，激发就业机会，还要保障从业者职业安全。

余清泉也在思考新职业从业者的用工权益问题，“因为过去的社保体系与规则不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的，目前的就业形式还是以相对标准、稳定的就业方式为主，但去年我国的市场主体就已经突破了1亿户”，余清泉说，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面对今后更加灵活化的就业形态，公共服务不一定能完全覆盖所有群体，第三方社保服务市场要发挥积极作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