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可明 (受访者供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丹阳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撰写,总结改革开放前10年经验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曾风靡全国,香港东雅公司郑可明先生出现在该书的第四章。1978年3月,郑可明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满怀激情地走过罗湖桥,来内地投资。当时,距离深圳特区的成立还有两年。
5月9日下午,76岁的东雅集团主席郑可明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他眼中的深圳巨变40年以及他与特区密不可分的人生故事。
第一个走过罗湖桥的港商
1978年,时年34岁的潮汕籍商人郑可明从香港跨过罗湖桥,在深圳文锦渡的铁皮房里,建起了一家对外出口手袋厂。这让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商。
郑可明回忆, 在特区成立前,深圳当时物资匮乏,电力紧缺,外出吃饭都是难题。当时,罗湖对外经营的餐厅只有一家。
往返深港的交通也难。当时,郑可明每天早上5时多起床,从香港何文田的家出发,开着第一批深港两地牌车——一辆白色宝马——到文锦渡关口。上午6时关口开放,郑可明常常是第一个过关,7时多又第一个到工厂,然后等待工人们上班。下午4时,他就又要往回开,因为文锦渡关口下午5时就关闭。
在这样的条件下,郑可明开始了在内地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他的手袋厂只有200平方米,车间全是铁皮房,为了扩大生产,郑可明又申请多租了几亩地,花了45天的时间把厂房扩大到2000平方米。
后来,正是在这家名为罗湖手袋厂的工厂里,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打工妹”,也正是这家工厂在珠三角第一次实行计件工资。
特区成立让他下决心到内地发展
说起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郑可明特别激动。
作为开着第一批两地牌车往返深港的企业家,郑可明感受到、也享受到了深圳特区成立后的种种利好。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互动、人脉交流、贸易往来越来越便利,对于解决当时香港存在的产业转移、用工高成本等问题有极大帮助。
郑可明说,自特区成立那时起,让他下定决心,决定将公司的发展重心逐步向内地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爱国商人应有的贡献。
作为珠三角第一家实行计件工资的工厂,罗湖手袋厂最开始工人工资是一个月固定26元,工人积极性不高。后来他就提议计件工资。
郑可明回忆,当时,厂子还是来料加工的国营厂,国营经理不同意,怕犯规。他就花时间做经理的思想工作。计件后,订单多,工人干劲足,工厂发展也很快。到1986年以后,在罗湖手袋厂最鼎盛时期,厂里有14800多人,一个月可做手袋120万个、皮鞋50万双、表带16万打,一个星期有几十个大货柜发往美国。
如今的深圳更加现代、创新、成熟
1981年,郑可明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2008年,他被选为广东省政协首批特聘委员。然而无论他在哪里,不变的是对深圳的深情。
如今,已退休的郑可明仍在深圳进行投资,他也不时从悉尼飞回深圳居住,请当年工厂里的第一批打工妹、打工仔一起来家里坐坐。
郑可明说,随着时代变迁,东雅集团也逐步从单纯的制造业向研发、生产、销售、品牌化一条龙转变;同时也试图向电商、产业园方向投资。
靠手袋在深圳起家的郑可明保留了手袋生意。不同的是,业务从40年前的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变成了在纽约接受高级订单和购买知名品牌经营。
“今天一个现代、创新、成熟的新特区呈现于世人面前,充分说明了成立特区这一决策高瞻远瞩!”郑可明深有感慨地说。
对话
与特区成长是我一生的荣耀
羊城晚报:你眼中今日的深圳与40年前有着怎样的变化?
郑可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小渔村变身摩登大都市。40年前的深圳只能在残旧的老照片里找到那时的影子,目前深圳的高科技等高端产业引领全国乃至全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羊城晚报:你认为特区“特”在哪里?
郑可明:简单来说,就四个词“特殊、开放、自由、规范”。国家出台了明确的特区特殊政治经济政策;提升了特区开放程度、深度;给予外商足够自由的选择权利;公开透明地表达了特区经济活动的规范。
羊城晚报:你对深圳特区40年有怎样的人生记忆?
郑可明:这40年,公司从无到有,再到颇具规模,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这40年,也是企业与特区一起不断出发的历程。有幸在这个历程中成长,是我一生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