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宝藏珍呕心沥血 无私慷慨尽献家邦

容庚捐赠的青铜器

大图：栾书缶局部（受访者供图） 小图：司徒乔《容庚像》（主办方供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王莉

1922年，容庚带着他的著作《金文编》由家乡广东东莞来到北平（现北京），访问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经罗振玉推荐，就在今天的五四大街的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容庚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自此，容庚在这片沃土上进行了学术、收藏、交际乃至人生的爬坡。

将近一个世纪后，2020年11月3日，“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聚集300余件容庚先生及其家属历年捐赠国家的文物，涉及历代名家书画、篆刻作品，青铜器、古陶器、拓片等藏品，以及容庚的书画、印章、刻本、书信往来等，全面展示容庚学术、艺术成就和贡献精神。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指导，中国美术馆、广东省文旅厅、广州市文广旅局主办，将持续至12月5日。

一半工资用于收藏事业

容庚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古物鉴定家，也是收藏家和书画篆刻家。其一生专精学问、著作等身，收藏宏富，晚年将毕生收藏捐献给国家。容庚辞世后，其子女后人遵循遗训“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陆续将其生前未及捐赠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据悉，本次展览之际，中国美术馆再次接受容庚家属捐赠书画作品5件，摄影图片文献78件以及容庚《颂斋藏印》原钤印谱一函四册，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容庚先生以一介学者之身，多年倾尽家财肆力保护保全了大量国宝，其搜罗宏富，收藏巨丰，“当国家遭受不幸之时，容庚先生毅然担起了保存、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而国家承平之际，先生又以天下为公的宽博胸怀将私藏捐赠国家，与世人共享同乐”。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军阀混战，列强侵扰。同时地不爱宝，青铜多有出土，容庚先生为了保护国宝不使外流，以一己之力多方搜求购藏。

“父亲身为一名大学教授，本有较高的薪金收入，但是他将每月一半的工资交给母亲当家，其余的一半用于他的事业和收藏，我们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容庚女儿容璞出生在北平，她还记得“我和妹妹的校服是用父亲的一件蓝布长衫改成，我们四兄妹的共睡大床则是用父亲的四个大木箱组合而成，里面摆放着他最珍贵的铜器和字画文物。”

容庚视这些铜器像他的儿女一样珍贵。容璞说：“每逢有朋友来访想参观这些藏品，父亲都会不厌其烦地把儿女们的被铺掀开，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捧出来分享。这就是我们对古铜器和字画最初的认识的机会。”

对岭南书画研究卓有贡献

本次展览分容庚资料展示和藏品展示两部分，后者分“莞邑文脉彰粤乡”“艺心有寄气自芳”“交契名贤称时誉”“纳藏悉尽报国邦”四大块。

容庚的艺术收藏以乡人书画为显著特征。容庚亦尝自言“喜收乡人之作”，一直致力于明清以降岭南地区书画家，也包括寓居岭南的书画家的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搜罗工作。“莞邑文脉彰粤乡”着重展示东莞莞城容氏家族容鹤龄、容祖椿及邓氏家族邓蓉镜、邓尔雅等人的书画印作品，以呈现广东崇文重教、名士荟萃的文化氛围。

据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回忆，容先生的收藏不强调时髦的画家，而是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作品，特别是注意地方文献的积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弃我取’，不收走红的书画作品”。

“艺心有寄气自芳”主要展示容庚在诗文书画篆刻、文字学及书画理论、文物鉴藏等方面成就。容庚还结合收藏，开展岭南地域书画研究工作。在《颂斋书画小记》中，容庚记下了很多岭南书画家生平活动史料，尤其是对一些声名并不显赫但极具研究价值的书画家（如容祖椿等）的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信息。

本次展出的明代广东南海籍林良所作《秋树聚禽图轴》，就是一件流传有序的珍品。该作最早为明代内府收藏。近代归属于著名收藏家刘体智所有。1948年，刘体智将该画赠送给好友容庚。得到林良《秋树聚禽图》后，容庚搜集其相关史料，对林良生平和艺术作了深入研究，著《林良评传》，成为林良艺术研究的现代奠基者。林良也由此进入全国文化史视野。此轴为广州艺术博物院之重宝。

中山大学教授陈永正认为，容庚先生的藏品既有文物价值又有文献价值，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有学术研究价值。“这样的收藏才是真正的收藏，这也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典范，让我们知道怎样当一位合格的收藏家”。

与郭沫若通函纪文字因缘

来鸿点滴，记录了一代文人之间的交谊，亦成就了一段文化史佳话。“交契名贤称时誉”主要展示容庚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当时学术精英的书信交往、书画篆刻往来等作品。容庚毕业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燕京学报》主编，《燕京学报》声名鹊起，收到各地读者、学者来信是常事。

先生有心，将来函结集，名曰《来鸿集》，集中所录，如叶恭绰、陈寅恪、王国维、陈垣、马衡、钱玄同、张伯英、黄宾虹、闻一多、冯友兰、钱穆、邓以蛰、董作宾、朱自清、周作人、傅斯年、顾颉刚等百余位，皆当世鸿儒。其中，与郭沫若通函达64封，交往最为频繁。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是一段学术传奇。1929年8月27日，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给容庚发出第一封信，自称“未知友”，此前他俩素昧平生。此后两人往来通信直到1935年，容庚共收到郭沫若来信56通。

容庚在《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五十年来，我一直把郭沫若同志的书信看作友谊的象征，郑重地珍藏起来，期间经历连年战乱，白色恐怖，加之人事变迁，举家南移，家藏图书器物，不无散失，而郭沫若同志书简得以完好保存，实在值得庆幸。”更为难得的是，他致郭沫若的部分书札也转由他本人保存。原来，容庚次子容瑶与郭沫若长子郭和夫曾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同事，这批信札大概是郭和夫从其父处要来的。

1979年郭沫若去世，曾宪通奉容庚之命将郭沫若信札结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文物出版社又将容庚、郭沫若往来所有书信影印出版。曾宪通说：“至此，郭老和容先生之间现存的论学手札已基本集齐。虽非完璧，亦堪称遗珠，弥足珍贵。”

毕生收藏悉尽捐赠报国

“纳藏悉尽报国邦”展示容庚收藏并捐赠国家的青铜器、金石书画作品等。展览特别借展国家博物馆所藏青铜器栾书缶，此外，中山大学所藏的最能代表容庚学术成就的《金文编》手稿也隆重亮相。据综合各受捐机构不完全统计，容庚以及家属先后共捐出青铜器近200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古籍善本1万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近千件，以及大量的著作手稿、刻本及抄本。其捐赠之精、数量之多，世所罕见。

1956年，容先生六个子女纷纷从大学毕业，达到他对子女所承诺的培养计划。容璞回忆：“父亲曾说：‘我之所以收藏这些文物，是为了保护，不使之流散出国外。’于是他开始陆续分批地将大量他用节衣缩食而购得的文物，有计划地，毫不吝啬地将它们一批批整理好，送给有关单位，让更多的人去研究、考证，作学术研究之用。”

自此，容庚将毕生收藏的近200件青铜器悉数都捐赠给了国家，不仅是迄今向国家捐赠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个人，而且质量高。春秋晋国错金铭文栾书缶、越王剑、父癸簋、示啟鼎等为国家一级文物。1956年，捐赠广州博物馆青铜器95件，其中栾书缶于1959年由广州博物馆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从1956年至1979年，容庚先后捐赠广州美术馆（现广州艺术博物院）书画1083件，其中国画629件，书法410件，日本画5件，拓片8件，其他31件。这是国家接受个人捐赠古代书画的最大宗之一。

如此慷慨的捐赠背后，是容先生对文物文化的拳拳之心。1982年冬，容庚不慎在床旁跌断了股骨，从此再也没能起床。患病期间，他还念念不忘他收藏的法帖。在病床上，他将病床上的白床单当成了法帖，用双手将之折叠得整整齐齐，轻声地对容璞说，千万不要损坏这些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