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应以规则对接为重点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从一座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40年间，深圳这片土地的“颜值”发生了可观的“物理变化”，“气质”发生了可感的“化学反应”。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寄语深圳要“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深圳如何再出发？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试图从他的视角中找到参考答案。

A 在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上再啃一些硬骨头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眼下，深圳经济特区再出发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迟福林：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中央赋予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战略使命，要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这就需要深圳继续发扬特区精神，在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头，为全国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探路开路，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深圳”标杆。

羊城晚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明确提到“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在您看来，深圳应当如何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

迟福林：我认为，深圳应当以规则对接为重点打造我国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首先，深圳有条件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走一步。1980年至2019年，深圳市GDP年均实际增长20.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3个百分点。2019年，深圳外贸依存度达到110.5%，远高于全国31.8%的平均水平，成为我国外向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全年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26.15万件和16.66万件，形成了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有条件、有基础、有责任在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率先实现重要突破。

其次，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提升区域性、全球性影响力。例如，打破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全面实现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以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为载体，先行试验国际高水平经贸协定的某些核心议题，在关税缩减、服务贸易标准对接、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监管适用、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开展更大力度的探索与压力测试。

再次，积极探索以数字贸易为重点的全球贸易规则。2019年，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规模达到27828.6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5086.15亿元，增长6.6%；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1596.59亿元，增长18.0% ，初步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为此，深圳可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时间窗口期，加大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积极促进数字领域的产品与服务出口，探索安全弹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规则标准。

B 全面推行服务贸易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服务贸易一直是您关注的重点。您对深圳的服务贸易发展情况有着怎样的观察？

迟福林：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市场开放不断扩大，深圳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深圳服务贸易额708.45亿美元，同比增长18.71%。但从现实情况看，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仍是深圳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突出短板：一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例如，2018年深圳服务出口额264.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71%；进口额444.23亿美元，同比增长27.25%，服务贸易逆差180.01亿美元；二是服务贸易结构不优。目前，深圳服务贸易传统行业仍占主导地位。2018年，深圳旅行、建筑、运输等三大行业进出口额合计364.85亿美元，同比增长12.33%，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1.50%。

我认为，深圳可以以更大力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引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例如，争取中央支持，制定并实施更加精简透明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现“既准入又准营”。结合深圳产业调整的现实需求，大幅降低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形成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为核心的附件与政策体系，并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

同时，全面推行服务贸易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例如，制定服务贸易“认可经济营运商”认证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服务贸易企业所需的货物给予包括减少或优先接受海关查验等优惠；以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制定深圳职业人才单向认可清单，对清单内的人员经备案后即可开展相关业务，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流动壁垒；积极发展与服务贸易相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业务，探索在服务贸易企业跨境支付领域实行法人承诺制，推广跨境人民币结算在区域内服务贸易中的使用，打造便捷的服务贸易支付通道；在个人跨境交易领域，进一步放开汇兑环节，逐步满足居民个人投资和用汇需求。

C 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深圳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的突破口在哪里？

迟福林：我认为，深圳应该以推进粤港澳深度合作为重点形成深圳制度型开放的突破口。

目前，深圳创新优势与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仍具有较大的互补性。提升深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与全球影响力，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港澳国际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连接港澳市场与内地市场的连接点，集聚全球优质创新要素，更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更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升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管理水平，在进一步拓展自身产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不断深化探索和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

同时，深圳要加快推进深港、深澳服务业深度合作。在《内地在广东省向香港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内地在广东省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框架下，推动旅游、金融、教育、研发、医疗健康等重点服务贸易领域更大的开放。

此外，深圳要加快推进深港、深澳创新体系的全面对接。例如，全面实现创新人才、企业在三地的资格互认；以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为载体，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在明确标准的前提下，全面取消深圳对港澳高校、科研机构申请科技项目的限制；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打造深港澳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市场；加快推进深圳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逐步实现粤港澳产权保护规则等的对接。

羊城晚报：深圳要“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当前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

迟福林：当前，深圳在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中仍面临某些政策与体制的突出矛盾。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大局出发，一方面，从法律上赋予深圳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金融、人员进出等方面先行探索的开放自主权，并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趋势，加大压力测试，使深圳率先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赋予深圳更大改革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率先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