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的一则新闻引发各界关注:面对中超俱乐部的试训邀请,北京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的7名高三学生均选择参加高考,没有一人走上职业足球的道路。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负责青训工作的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红介绍,这也是北京足球乃至中国足球青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基层教练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培养足球的青少年后备人才,教练员的数量和质量至关重要。2019年北京市各级别教练注册人数为3550人,陈长红表示:“我们先要解决‘有没有’的数量问题,按照计划,我们希望明年将注册教练人数提升到4000人。”从明年开始,市足协将通过继续教育等方式来提高教练员的质量。
尽管外界一直质疑退役球员少有投身青训一事,但陈长红认为可以理解:“北京一共5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其实每年退役球员的人数很少,而且很多退役球员的第一选择是留在自己俱乐部任职。”职业球员与基层教练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在几次分流之后,能从事基层教练工作的退役球员人数就更少,即使是最初参加甲A联赛的二十多名北京国安球员,目前在青训一线工作的也仅有寥寥几人。这一情况与制度变更也有关系,陈长红透露:“以前老一辈的球员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体校教练培养的,当年每个体校都有两到三名退役球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为了弥补质量上的不足,北京市足协2018年聘请了日本籍青训总监大平城,因为“日本足球的特点适合北京足球的发展理念”。大平城不仅给教练员上课讲述先进足球理念,还在为北京足球整理各年龄段球员的培训指南和思路,目前他已经整理完成12岁以下球员的培训方案。陈长红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位日籍青训总监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不是去考察,就是在整理教案,“他对工作真的是任劳任怨。我问过他:‘你没觉得这个工作很苦吗?’他说:‘没有,我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北京足球追上日本。’”
足球人口
上学还是踢球是道选择题
2015年以前,北京市足协注册的足球人口基本以职业俱乐部的球员为主,当时对青少年足球人口的统计注册情况尚不规范。这一状况近几年得到改善,今年参加京少联赛的6至17岁在册运动员达到10782人。尽管相比以往有大幅提升,但陈长红透露:“和足球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相差太多。在考察时了解到,日本仅千叶县6至16岁的足球注册人口就有4万多人。”按照教育部的统计数字,目前校园内有32万人常年参与足球活动,但这仅是普及数字,而非足球注册人口,两者截然不同。
中国足球青训工作者面临的最常见难题是来自孩子家长的提问——“我为什么让孩子踢球?”背后的潜台词则是“足球特长生能上好学校吗?”强身健体、培养集体意识在现实的升学面前并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陈长红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小学阶段,很多孩子愿意参加校队训练,到初中,踢球孩子的数量就会大幅下降。以往的流失率是百分之三四十,现在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就像人大附中那7位高三学生一样,大部分孩子的最终选择是上学。陈长红表示:“一边是好大学,一边是中超俱乐部,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上大学,何况选择进入职业足球俱乐部也要面临着成材率等风险。”当上学和踢球不再是二选一的单项选择题时,这一问题可能才会得到解决。
青训中心
有些问题需要合力解决
在现实情况下,为了更好搭建中国足球的塔基,中国足协2018年推出了青训中心制度,这一制度的概念是扩大青训人数基数,在这一基数上选拔出高水平的小球员,每个月在青训中心接受三到四次的提高训练。到目前为止,全国的青训中心已达到二十家。北京市足协则在与教育部门合作,推进“五八一六满天星”计划。
陈长红介绍,“五八一六”是市足协对于青训中心推进的方案,即建立五个市级、八个大区级和十六个区级青训中心,教育部的“满天星”计划则是在学区内设立训练中心,孩子们可以就近接受提高训练。双方合作之后,青训中心的推进进程将会更为顺利。“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了两个市级青训中心,其他的也均在推进中。从现在的情况看,到2025年全运会时,我们每个年龄段可能都会有5支球队,能比现在的选材面要多得多。”
目前市足协要解决的是青训基地建设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北京市青训还没有自己的大本营。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拥有青训基地的也仅有江苏、上海、成都和武汉等地,然而在德国,青训中心的数量则超过了360家,差距一目了然。
在陈长红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合力,“这不是仅靠投入或是行业协会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政府和各部门的整体布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