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31日,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B区举行。本版辑录白岩松、樊登、徐则臣、海飞、李以建、秦明等多位名家的现场谈话,撷取他们畅谈新作、阅读及人生的精彩片段,与读者共享——

白岩松:阅读助我完成关键一跃
资深新闻人白岩松曾主持《东方时空》《新闻1+1》等新闻节目,因理性犀利的风格影响广泛。距他在2026南国书香节上的交流分享会开始还有半小时,会议室门口便排起了长队,其中不少观众带着孩子一同来聆听讲座。
今年正值白岩松随笔集《白说》出版十周年。该书立足当代青年视角观照时代变化,既直面现实中的困惑与焦虑,也始终传递理性、建设性的力量,成为无数人成长路上的精神陪伴。活动现场,他以一贯的坦诚与亲和力,分享了对阅读、人生和时代的思考。
“2026年,我们在此聊阅读,是不是依然‘开卷有益’?”白岩松开场设问,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开卷有益”的说法最早来自晋朝。东晋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到了宋太宗时期,逐渐演变成“开卷有益”。“宋朝那会儿,印一本书很难。汉字的载体介质从最早的龟壳、竹简一路发展下来,能刻成卷的都是相当经典的书目。”他随即话锋一转,“到今天我们每年要面对全世界三四十万种出版物,完全看不过来。”
“经常有人让我推荐书,我特别不敢。”白岩松坦言,在不了解对方阅读背景与心境的情况下推荐书目,难免失之偏颇。他认为,当下的阅读理念,应从“开卷有益”转向“开卷更有益”,强调阅读的选择性和质量。
针对青少年阅读,他提出了9个字的关键路径:“书好读、好读书、读好书”。他进一步解释,童年阶段应让“书好读”,通过趣味性培养,让孩子爱上读书。习惯养成后自然就“好读书”了。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应该致力于让每个人能够“读好书”,而读者也应该让自己成为“开卷更有益”的读书人。
接着,白岩松又抛出一个看似无争议的问题:“‘眼高手低’是批评的话语吗?”他说,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眼高手低”恰恰是个重要阶段。他回忆起自己在家乡呼伦贝尔的少年时代,当年只能读到三天前的《人民日报》,“这是眼低手低”。后来,他时常走进图书馆,阅读量开始变大。“起初我以为世界就是呼伦贝尔这么大,是阅读让我知道世界远比呼伦贝尔开阔许多。”
他又回忆起18岁初次与《朦胧诗选》的相遇。“我翻开《朦胧诗选》,第一页内容就深深打动了我,那是北岛《回答》的开篇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发觉,这是一种全新的表达,与他从前读过的文字都不一样。他还喜欢舒婷的《神女峰》,因为里面有一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这些诗句在那个年代给了白岩松全新的思考:“我知道这是高级的。那时我的眼是高了,手却还很低,因为我写不出来。”
白岩松还提及崔健的《一无所有》。初次听到时,他感到无比诧异:“那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有吗?之前我们听的歌可都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就在同一年,他又读到了古龙的小说。
有人问他写作受什么影响最大,他的回答就是:“朦胧诗,摇滚乐,还有古龙的小说。它们在我手还很低的时候,抬高了我的眼。”在白岩松看来,人生会经历从“眼低手低”,通过读书、受教育,开始进入“眼高手低”,再通过努力变成“眼高手高”的阶段,更有高人到了一定岁数,会进入“眼低手高”的阶段。“眼高,是指提高你的标准、审美和向往,提高你梦想的高度。阅读,就是帮助我们完成这次跃升的重要过程。”白岩松说。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樊登:《论语》对我的两次“拯救”
在“君子不器,人生不耗——《樊登讲论语》重磅升级版首发签售会”上,“帆书”App创始人、《樊登讲论语》作者樊登,与现场读者分享了经典阅读的深远意义,以及《论语》在他人生不同阶段所给予的指引与慰藉。
樊登的分享从一次对话切入——“有位记者跟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读传统文化作品,我当时就觉得太可惜了。”他从脑科学的视角展开剖析:人的大脑中并不存在一个专门负责“理解”的机能区域,我们理解世界的全部方式,其实都仰赖于大脑中已有信息的调用与重组。一个从未读过书,尤其未曾浸染过经典的人,在遭遇世事纷繁时,只能依靠有限的认知储备去把握——最终能够触碰到的,往往不过是家长里短、娱乐八卦、世俗名利之类表层叙事。而这些,恰恰是焦虑与痛苦的源头。
樊登坦言,曾有无数身份各异、处境不同的人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读《论语》究竟有什么好处?他的回答简明而有力:读《论语》,是在改善你大脑中的数据。数据变了,人的精神面貌随之重塑,而你与世界的关系、你在生活中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也都会随之发生连锁改变。
樊登携《樊登讲论语》而来,这部新作是他结合当下生活痛点,对《论语》进行的全新注解。在他看来,《论语》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曾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他与《论语》的缘分始于大学时代。彼时,他正为不受同学欢迎、在学校毫无名气而烦恼,“每天就觉得焦躁”。就在那时,“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一缕清风,让他焦灼的心一下子落了地。而这句话的力量并未止步于校园——直到今天,面对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误解,他依然能够以此自勉,坦然处之。
《论语》对他的第二次“拯救”,发生在他初入职场之际。那时他刚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房贷、车贷、日常开销压得他喘不过气,每日为钱焦虑不安。正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一句,抚平了他内心的焦灼。他恍然发现,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并非不曾经历贫寒,而是将心思寄于“忧道”而非“忧贫”。那一刻他释然了——他意识到,这或许正是人生修为的最高境界:“求知本身,就能带来快乐。”
回望来路,樊登真诚地向观众建议:“我渐渐发现,人生中每当你遇到关键节点、觉得困顿难行的时候,去翻一翻《论语》,其中一定有一句话,能直击你的内心。”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婉莹
图/主办方提供

徐则臣:通过一本书建立“整体感”
“区别于故乡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世界’。”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以“读书、写作,走向坦荡如砥的世界”为主题,回忆自己的成长往事,畅谈对当下阅读与写作的思考。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崔健的歌声曾唤起一代人的记忆。谈及书名,徐则臣分享道:“我是江苏人,而且是苏北人,但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对我的出生地、我的老家来说,往北京去的过程,的确是‘从南走到北’。”他笑言:如果当年来的不是北京而是广州,写的大概就是“从北到南”了。
从南到北,不仅是徐则臣生活的轨迹,也是他写作的轨迹。与常见的追忆式写作不同,新作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里的文章大多是彼时彼地留下的即时文字,类似于“日记”。他从江苏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的少年时光写起,一路写到考入北大、执掌《人民文学》、摘得茅盾文学奖。写作时间跨度近三十年,几乎贯穿他整个写作生涯。
“每一篇文章都不是用后设视角回头去回忆的,而是我在当时热乎乎的、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它是我人生每个阶段以文字的形式留下的存照,翻开这些文章,过去的每一天都回来了。”
随后,他从“碎片化”这一时代命题切入,深入探讨读书与写作的意义。在徐则臣看来,碎片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活的认识缺少一种“整体感”。“我们常说,今天缺少像托尔斯泰、像曹雪芹这样的大作家,一部作品就能把这个世界解释清楚。但即使托尔斯泰生活在今天,他也写不出来当今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也正因如此,重新建立“整体感”变得尤为必要。什么叫整体感?徐则臣说:“就是能对事物做出长远预判的能力——对自己的人生、对所处的时代,都能有一个相对清醒而准确的把握。”
整体感该如何建立?在徐则臣看来,阅读长篇小说是“最有效的也是最简便的方式”。“沉浸式地阅读长篇小说,就能跟着一个人生老病死、跟着一段生活起承转合、跟着一个世界从繁华到落幕。”他说,“整体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必须通过具体的一个案例、一本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时代的发展,去建立起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实习生 张栩薇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

海飞:“每个人都是一座游走的城”
小说家、编剧海飞携新作《残雪》与读者见面,并围绕城市背景、人物塑造与“谍战之城”的文学话语展开分享。该作首发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8期,今年4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已四次印刷,并入选第八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文学类十佳作品。近日,根据海飞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醒来》也在央视八套、爱奇艺开播。
为什么将《残雪》放在南京,而不是更常见到雪的北方?海飞说,南京既有六朝古都的繁华、秦淮河的灯影,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繁华与悲怆相互叠压,为小说提供了苍茫的底色。《残雪》以1942年的南京、杭州为主要空间,写一文一武两名特工陈池与大董的潜伏、相知与牺牲。“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在他看来,城市不是故事的布景,建筑、食物、方言和历史伤痕共同塑造了生活其中的人,也决定了故事的气息。
从宁波篇《大世界》、南京篇《残雪》,到以上海、杭州为背景的《醒来》,海飞笔下的城市与人物彼此勾连,逐渐生长为一个互文的谍战世界。他坦言,这并非一开始就画好的蓝图,而是在多年写作中,由反复出现的人物与地点的自然延展。
海飞以《残雪》的“双雄”结构为例:陈池善文,大董善武,两人从陌生到投缘,在密闭仓库中以摩斯密码交谈,又从松花江、钱塘江谈到沦丧的国土。大董的牺牲没有被写成轰轰烈烈的英雄谢幕,而是近乎平静地发生;他对女同事那句“如果这次没有牺牲,我就娶你”,也让玩笑背后的真心浮出水面。海飞说,他想写的,是男性之间的情谊与拔刀相助,也包括纠结、挣扎甚至反目。
女性与爱情同样不是谍战叙事的附属线。苏海棠叛变后没有供出未婚夫陈池,陈池却奉命锄奸,在断桥雪地里亲手开枪。一个守住爱情,一个践行信仰,人物被推到无法两全的极端处。海飞认为,好的文学无论写战争、职场还是日常,最终都在写人与人的关系,“谍战只是舞台,人生才是舞台上要表现的”。因此,《残雪》既有潜伏与刺杀,也保留买玩具、开小吃店、邻里往来等市井肌理。真实的隐秘战线也并非时时枪声大作,危险往往就在吃饭、打牌、抄写情报等日常中突然降临。作家真正需要关照的,不是行动有多惨烈,而是人物在最后一面、一次选择和一场失去中的心情。
未来,海飞还想继续书写舟山、大连、哈尔滨等城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游走的城,心里装着很多秘密。”在他看来,“城”既是地理空间,也是人的内心城堡。
从军人、记者到小说家、编剧,海飞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不断写进小说中。他说,小说家要“代替每一个人生活”,既写英雄的英气,也不回避人的怯懦、自私与灰暗;人物足够复杂,才能让读者合上书后仍久久不能平静。“‘不一样’永远是好的。”以类型为门进入城市深处,在历史风雪之下打捞普通人的爱、秘密与信仰,正是“谍战之城”继续生长的方向。
文/羊城晚报记者 阎回
图/主办方提供

李以建:金庸的“另一支笔”
李以建是资深的文学评论家和金庸作品研究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自1995年开始担任金庸的中文秘书,直至金庸逝世,在金庸身边工作了20多年,长期负责金庸作品的编辑整理工作,可以说是最熟悉“金庸话语世界”的人之一。
分享会上,李以建表示,世人都知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家,却少有人知他在武侠文学之外的“另一支笔”,为我们留下了数以千万字计的社评、时评、专栏、随笔、散文、翻译、学术、影评、剧作等作品。这些文字包罗万象、精彩纷呈,同样影响深远,与金庸的小说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
李以建特别提到,金庸有着高超的英文水平和深厚的翻译功底,毕生翻译了大量的文字作品,从早期供报纸发表的及时性新闻报道、国际问题专论,之后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道,再到西方电影理论和技巧、舞蹈艺术、小说等领域。在翻译之外,金庸也开始自己创作。几年间以近乎每日一篇的频率撰写千字影评,涉猎大量外国电影。后来,金庸的评论又扩展到电影剧本、电影配乐、导演等领域,留下众多作品。
李以建认为,金庸对电影技法与镜头语言的娴熟运用,是他的武侠作品富有画面感的重要原因。得益于金庸在电影领域的创作经验,他对小说场景的构思和调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读者能轻易通过文字描写在脑海中勾勒出实际场景。可以说金庸的“两支笔”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创作成就源于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读者要深入理解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精髓,就不能忽视这种多重特质。
金庸的创作自然离不开阅读的积累。谈到金庸的读书秘诀,李以建表示,金庸阅读的一大特点就是涵盖范围极大,从古今中外文学、各国历史、哲学研究、围棋图谱到各种杂学无所不包。他的阅读专注力和记忆力也很强,阅读时只做简短的批语,却能在创作中信手拈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颜云雁
图/主办方提供

秦明:“不留心死亡,便看不见生活”
被读者称为“尸语者”的一线法医、畅销书作家秦明携2026年科普系列新作《死因解剖室》来到南国书香节,与读者面对面,聊生命、死亡与人性。“不留心死亡,便看不见生活。”这句话印在《死因解剖室》封面上,显得冷峻。
在大众想象里,法医一度总与阴冷、恐怖甚至神秘联系在一起。秦明希望通过小说,让更多人知道真实的法医如何工作,又如何依靠专业知识,让那些已经无法开口的人留下的证据“说话”。
秦明将自己的创作期待概括为一句话:“让善良的人提高警惕,让怀恶的人放下屠刀。”聊起创作初心,他说,最初写书,只为破除大众对法医职业的偏见,希望借故事观照现实议题。在“众生卷”中,《白卷》直面网络暴力,《遗忘者》剖析家庭暴力,《玩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本次亮相的科普作品《死因解剖室》,则把目光投向死亡教育。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秦明刻意强调了“死亡教育”这四个字。“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死亡教育’叫成生命教育,但我更想把它还是叫作‘死亡教育’。”他说,人们或许正是因为避讳“死亡”本身,才习惯用一个更加温和的词去替代它,“但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死亡。”死亡是每个人都确定会抵达,却又最容易被回避的终点。在秦明看来,真正理解死亡,并不是让人沉浸在恐惧里,恰恰相反,它会帮助人重新理解生命的尺度。
在提问环节,有读者笑着回忆,小时候看《法医秦明》常常得“偷偷看”,甚至躲到桌子底下。话音落下,现场响起一阵会意的笑声。从“80后”到“10后”,不少读者都有类似记忆。那些热爱读书的孩子,如今坐到作者面前,开始追问死亡、生命与人性。
面对读者热情的追问,秦明也公布了接下来多项创作计划。其中,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五季《蝼蚁之塔》初稿已经完成并提交,目前正在进入修改打磨阶段;新作《守夜者X》也已进入筹备阶段,将聚焦反诈相关案件;此外,“众生卷”第二季《遗忘者》正在进行大幅修订,未来将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活动临近尾声,读者仍围在台前等待签名、合影。关于死亡的讨论并没有让现场变得沉重,反而让“如何更好地活着”变得更加具体。正如秦明所说,只有看见生命的终点,才能更认真地走好眼前的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刘一颖
实习生 张栩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