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梁善茵 周欣怡 通讯员 李军
2020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调研时，曾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他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随着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出圈，越来越多人读懂了这些漂洋过海的“跨国家书”。近日，广东省档案馆举办的“纸短情长 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上，前来观展的观众络绎不绝。泛黄的纸间，那些滚烫的话语令人驻足：
“国家有事应当受军训，服务于国家，切切不可惊惧”；
“韶光迅速，转盼之间，又是经年”；……
了解“侨批”历史，保护好“侨批”文物，不忘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海外艰难创业、心系家国，这是“阿嬷”、阿公们留给后人的深情嘱托。
从“银信”到“侨史敦煌”
“吾妻淑柔，展信安康。随信寄二百银，我一切无恙。”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那些被珍藏半生的泛黄侨批，银、信合一，既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的汇款凭证，更是粤闽侨乡独有的文化记忆。
据当代学者研究，迄今关于侨批概念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嘉靖年间始修、雍正年间重修的福建晋江大仑《蔡氏族谱》，其中提到蔡氏几兄弟在菲律宾“求赀”经商，“叠寄润于兄弟”。这说明至迟在明朝嘉靖时期，海外移民寄回家乡的银钱已被称为“润”“银两”。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海外移民银钱家书业务的急剧增长，“银信”在广东、福建侨乡的使用最为普遍。“银信”以银钱为中心，“银”在前“信”在后的词序，直观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特殊载体的核心特质。而“侨批”中的“批”源于地方方言中对“信”的称呼，尤其在福建、广东潮汕和客家地区，后来在潮州等地发生了从“信函”向“信款”合体的引申演化。
“侨批”概念最早出现在汕头，曾为“华侨批业”的简称。1931年，“全国工商业组织同业公会”将旧有组织定名为“侨批业”，各业批商号为“侨批局”。
从“银信”演变为“侨批”，“侨”的内涵不断突出，正是对华侨与侨乡之间流转往来的银钱家书所具有的“海外”特性的强调凸显。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五邑大学教授张国雄指出，这一过程反映出近现代国家意识语境下，对海内外交往事物的“认知”和“国家治理”探索的进步。
“小家”烟火与“国家”担当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录入了很多富有诗意的侨批字句，感人至深。彼时漂泊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留下的侨批文字中既有朴实直白的家常话，也常含文思情愫，以诉说对家人的牵挂、对生活的担当。
原籍梅州嘉应的三兄弟叶和仁、叶清仁和叶礼仁，在1881年到1910年间跨洋到马来亚、泰国和印尼等地谋生。在他们寄给母亲钟氏的95封批信里，曾列出多份“餐桌清单”：“暑天必有绿豆糕”“冬至一定加一只番薯芋泥”“若娘仍不舍买肉，可托人捎一包猪油渣”。印度尼西亚华侨陈君瑞寄往潮汕家乡的一封侨批，正中只有一个繁体字“難”，左侧附诗一首：“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另一方面，侨批也承载着海外侨胞深沉厚重的国族大义。
1939年泰国华侨谭时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笺”与“长期努力抗战 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眷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赤诚字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指出，侨批作为私人往来的家书，属于“无意识史料”。侨批内容可能会因道听途说而不准确，或有难言之隐被忽略或曲笔，但不存在虑及后世研究者的观感、观念而杜撰事实或故作讹言的动机，因而显得格外真切实在。
正是这份不带刻意修饰的真实，让烽火年代的侨批成了千万侨胞共赴国难的集体见证。山河沦陷的乱世里，无数海外侨胞主动毁家纾难，把半生打拼攒下的血汗钱源源不断送回祖国，以充救国之资。据统计，抗战时期全球各类抗日侨团3900多个，华侨约800万人，为祖国抗战捐款的有400多万人，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到当时中国军费的43%。同时，购买国民政府发行6期总额30亿元救国公债中的11亿元，购买量占总额1/3多。
侨汇所至皆是桑梓
1949年以后，海外侨胞虽身在异国他乡，却始终心系祖国的民族复兴与经济建设。他们深知“国家贫则侨胞弱，国家富则侨胞强”，积极投身国家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化肥仍需依赖进口，须耗费大量外汇，为此政府号召华侨寄化肥回国，支援农业生产。就有不少华侨响应，将银钱寄往香港的代购地点买作化肥，运回国内后再由政府支付货款给侨眷，并予以少量额外的米和鱼肉证补贴。
在汕头澄海樟林古港停放的仿真红头船，无声地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潮汕人远渡重洋、艰难谋生的历史。一代代在海外站稳脚跟的潮人，源源不断地汇钱回家：有的给家里建房子，乡间林立中西合璧的侨宅；有的给家乡捐资助学，于是有了一座座以“华侨”命名的学校；有的回乡兴办实业，于是有了汕头第一条铁路、第一个自来水厂和第一座电厂……每一笔侨汇背后，都站着一个心系桑梓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内经济薄弱、外汇极度紧缺的背景下，它更是国家平衡国际收支、补充外汇储备的重要支柱。据统计，1950年全国侨汇收入达1.05亿美元，1951年增至1.86亿美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弥足珍贵的外汇来源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邮政、银行的普及，侨批业完成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份“走得再远，根在中国”的家国情怀，至今仍在潮声里回响。
从民间邮品到世界宝藏
1991年，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吴南生倡议创立，饶宗颐、陈伟南、庄世平等知名人士担任顾问的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下称“研究中心”）成立。1994年，研究中心专门购买一部复印机，到集邮家邹金盛家中复印侨批资料。至翌年8月，共复印邹金盛所藏侨批6000多封，成为该中心对潮汕侨批展开全方位研究的开始。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是侨批收集、研究和展示宣传的“文化举旗人”。他将侨批称作“侨史敦煌”“海邦剩馥”，确认其为研究社会史、金融史、邮政史以至海外移民史、海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的宝贵历史资料，并能与典籍文献相互印证，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2000年，饶先生在“潮学讲座”上提出“徽州特殊的是有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潮汕能与之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契约，价值相等”，以此提醒研究者关注侨批、研究侨批。
2004年4月，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建成国内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侨批文物馆。开馆以后，吸引了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海内外侨团、专家学者前来参观，并进行研究交流，大大提高了潮汕侨批的知名度。
从2005年开始，研究中心将藏有的12万多封侨批按县别、乡镇、家庭（族）分类，并以时间为序进行整理。此时，加上汕头大学图书馆馆藏侨批及有关资料3万多件、汕头市档案馆馆藏侨批相关档案1.8万多件，以及本地收藏家邹金盛、蔡少明、麦保尔、张美生、陈郴、陈坚成等私藏侨批，潮汕地区公私藏侨批及相关资料达20多万封（件）。
此外，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五邑银信档案馆）收藏五邑银信3.8万封，相关档案2000件；梅州市档案馆收藏侨批1.2万多封，相关档案6000多件；开平文物馆收藏侨批1.2万多封，相关档案800件。这些侨批文献的收集、保护及整理，为侨批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7年，省人大代表陈汉初领衔向广东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潮汕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建议》，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侨批文物的抢救整理，推动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该建议最终转办至省档案局（馆），由此正式拉开了广东“侨批档案”申遗工作的序幕。
“申遗路”巧分三步走
广东省委、省政府把这份散落民间的“乡愁”稳稳托住，一群懂侨批、爱侨批的档案工作者与专家学者通力协作，为“侨批档案”制定了从国内走向国际的申遗“三步走”策略——先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再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最终冲击《世界记忆名录》。
然而，“当时绝大多数侨批还散落民间、保存零散，省内各级档案馆均无系统的侨批档案，申遗工作面临无馆藏基础等多种困境。”原广东省档案局（馆）局（馆）长徐大章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道出当年困窘。
为摸清“家底”，2007年4月，广东省档案局（馆）派出队伍到汕头开展侨批情况调研，之后又先后对江门、梅州的“银信”情况进行调研。在民间热心人士、专家学者和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同年12月，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在汕头召开。会后，国家档案局决定将广东、福建两省侨批合并为一个项目进行联合申报，这大大提升了项目的完整性与代表性。
2010年，“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遗由此驶入快车道。次年10月，广东省侨批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领导小组成立，徐大章担任副组长，也得到时任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的大力支持和实际推动。
迈入国际申报阶段，一个横亘于前的关键难点是如何让国外评委理解侨批。徐大章团队提议举办一场高规格的宣传推介会，邀请国外专家实地考察。说干就干，当年12月推介会在广东省档案馆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雷·埃德蒙森，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名录评审委员会主席如加亚·阿布哈孔，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特别顾问、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分会秘书长朱福强等专家受邀前来，并赴汕头、江门实地走访。推介会还邀请了50余位国内外档案学专家和历史学者参会，这也使国外评委第一次对侨批有了真切全面的认知。
2012年5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上，来自中国的“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差不多正好一年之后，2013年5月19日，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上，“侨批档案”终于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令海内外华人备感振奋。“侨批档案”是广东省诞生的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这促成了广东的“大满贯”——拥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记忆遗产四大类世界遗产。
“海邦剩馥”成就学术艺文
就在侨批成功申遗的同一年，时任副省长许瑞生倡议将侨批文化元素融入西堤公园的规划建设，在此设立“世界记忆名录侨批纪念地”。2016年西堤公园新增景点“世界记忆走廊”，以巨石镌刻饶宗颐亲笔题写的“海邦剩馥”四个大字，园内广场里将《世界记忆名录》中包含“侨批档案”在内、具有世界意义的珍贵文献逐一展示。他还多次率队赴江门台山海口埠调研，支持修建“广府人出洋第一港”主题公园，指导银信文化保护开发工作。近年来，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也多次“跑”进海口埠，与侨乡文化、侨批文化形成有机联动。
国学大家饶宗颐、历史学家杜经国、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林伦伦等学者，深耕潮学研究，为潮汕侨批的整理与阐释奠定了厚实根基。近年又有《潮汕侨批集成》《烽烟侨批：抗战时期的家国守望》《侨批中的抗战资料选编（五邑侨乡卷）》等围绕侨批文化的新专著成果出版，越来越多被遗忘的特殊信笺被重新打捞出来。
以侨批为题材的文艺创作也不断涌现，如珠海原创民族歌剧《侨批》获第十八届“文华奖”单项奖等多项殊荣，小说《平安批》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迄今，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6月18日开始登陆海外大银幕也大放异彩，这更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感慨“30年的潮学研究，借一部电影出圈了”！
侨批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
●张国雄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五邑大学教授，《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侨批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和其他史料相比，它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吗？
张国雄：在我看来，侨批是中华民间书信体系的跨国延伸。家事、国事、天下事在平平淡淡的叙事中记录，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伦理道德也在日常生活的烟火中交流传递；亲情、友情、家国情，是浸透在问候、叮嘱、期盼中的文化血脉、精神根脉。
这其中，抗战侨批就很有代表性。它第一个特点是存在广泛的民间性与大众性。它的通信记录不仅贯穿了1931年至1945年的“十四年抗战”，甚至可以追溯到1928年“济南惨案”后，东南亚华侨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奋起反抗。由此可见，抗战侨批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是研究抗战时期普通民众意识、生存状态与大众反应的宝贵底层史料。
第二个特点则是内容的丰富性与国际性。早在欧洲盛行绥靖主义时，海外华侨便在书信中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中国达到高潮，并提醒家乡做好战争准备和战略物资储备。此外，抗战时期的侨批详细记载了战争进程对生活的影响。因此，抗战侨批不仅是中国抗战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城晚报：您认为这些抗战侨批里蕴藏的精神，今天对我们有哪些现实启示？
张国雄：抗战侨批最深刻、最普遍的启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信念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集体爆发。当国家面临山河破碎的存亡关口，无数普通华侨和侨眷在书信中自然流露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才有家”的信念。这种信念无需动员，是深植于血脉的文化基因。
羊城晚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万千年轻人。从学者的角度，您觉得应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读懂侨批？
张国雄：近期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与侨批承载的精神高度契合。它告诉我们，对亲人、对朋友、对家乡、对国家，都要做有情有义的人，大家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感悟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精神追求。对于年轻群体而言，侨批是了解近现代史上、岭南一隅，中华民族普通老百姓真实生活状态的切入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别于宏大叙事的独特视角，让我们了解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怎么生活的，如何处理国家民族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时代浪潮中付诸的具体行动。
如果是对侨批特别感兴趣的年轻人，不妨去阅读已经出版，以及后续即将推出、经过系统整理并配有专业注释的侨批合集。哪怕只是碎片化翻阅几封真实的书信，同样能够受到触动。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面世在即
作为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之一，《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编纂出版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8月南国书香节期间推出首批成果。
张国雄教授担任该“大系”主编。他介绍，编纂团队正在从现有的20多万件侨批书信中，甄选最具代表性、典型性以及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文献。随后以家族为基本单元，对这些珍贵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研究和深度注解，最终编纂成书，呈现给学术界与社会公众。
张国雄指出，侨批不仅指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书信和汇款凭证，还包括批局、信局、银信局等负责侨批流转业务的民间机构的相关档案。《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将这类跨度长、具有典型性的档案进行分类整理，首次系统、完整地呈现侨批文献的原生生态。这不仅是书信的汇编，更是对整个侨批运作体系的一次全面文献梳理与展示，将为华侨史、抗战史、金融史等多学科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