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伦伦
1927年，中央研究院获准设立，并于1928年正式成立。这一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其内部研究所体系亦随之展开，并逐步形成以分科建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术组织结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于广州成立，初创时寄设于中山大学校内，后由筹备委员傅斯年等选址，于同年10月22日，迁移到广州东山柏园。柏园旧址现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缮并设有相关历史陈列展，其对于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学术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22年9月6日，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的历史学家陈春声教授，在柏园现场调研时表示：“柏园是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发祥地，它不仅承载了中山大学校史的一部分，而且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也具有重大意义。”
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生成史来看，史语所在广州的建立，不仅是一段机构史事件，更标志着中国学术由以经典诠释与文献考据为主的传统治学范式，向以分科建制、实证方法与田野调查为核心的现代学术范式的转型。
史语所：现代学科体系在华南的奠基
史语所的意义，不仅在于具体成果，更在于其对现代学科建制的系统性奠基，并在方法论层面确立了以材料、证据与实地调查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路径。它催生了全国若干个“第一”或者全国领先的学科（学系）：
（一）语言学。在中山大学设立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简称“语史所”）与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基础上，中国最早设立的独立建制语言学系诞生，并推动了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制度化确立。
史语所1928年在广州创立，筹备委员傅斯年十分重视语言学研究。1929年1月22日，史语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复罗常培公函：“莘田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究工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佩。已交赵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28年，罗常培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他为了研究《广韵》而学习广州话。这一年赵元任到广州调查方言，罗常培经常与赵元任切磋语言学问题。同年，罗常培与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等学者一起，参与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工作。赵、李、罗后来人称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他们身体力行，在史语所和西南联大时期做了大量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堪为经典的著作，他们还合作翻译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
中山大学“语史所”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视，开创了广东现代语言学研究之风气。中山大学后来继承了这个优秀的学术传统。1946年，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建，首届学生毕业于1947年（学生是由原中文系高年级转入语言学系的）。从1946年至1954年的8年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一共培养了100余名学生，为新中国输送了一大批语言学人才，获益最大的是中山大学和广东省。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唐作藩教授曾说：“中大语言学系的历史虽短，但功在千秋。”（唐作藩《语言学的人才摇篮——回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见《中山大学校报》第65期[新]）
（二）民俗学。中山大学很早就开展民俗学研究，后来归于中山大学“语史所”属下的“民俗学会”早在1927年11月便成立于广州。主要成员有大名鼎鼎的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何思敬、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等人。第一批会员60余人。1928年3月26日民俗学会决定开设国内第一个“民俗学传习班”，授课教师为庄泽宣、崔载阳、何思敬、顾颉刚、刘奇峰、马太玄、容肇祖、余永梁、陈锡襄、钟敬文等。学生定额为20人，“语史所”的《周刊》第二集第20期刊载民俗学传习班招生章程。民俗学会的“民俗学传习班”培养了不少民俗学人才，广东的粤语木鱼歌、潮州歌谣、潮州歌册、海陆丰的疍民船歌和客家山歌的搜集研究形成了风气，开中国南方民俗学研究风气之先，并推动了民间文学资料向学术体系的初步转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中文系一直保持有民俗学研究的传统，形成了南方民俗学研究的高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2004年12月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三）人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学术传统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史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1929年1月28日顾颉刚为任国荣先生出版的《广西猺山两月观察记》（单行本）作跋文写道：“我们中山大学设在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这一方面，情形太复杂了！到了现在，我们方知道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大宝藏，于是这一副千斤担子就压到我们肩上了！”
史语所的人类学组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以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等为代表的早期学者奠定了基础，其后梁钊韬、容观琼、黄淑娉等学者在不同时期加以继承和发展，为人类学学科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形成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1981年，经过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等人的不断努力，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现在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国内少数拥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科研机构之一，2002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参阅周大鸣、吴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69—81页）
（四）历史学/考古学。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即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农科4个学科，及预科（设文、法、理、工、农5个科组）。文科共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哲学4个学系。成立于1924年的史学系（后逐渐改称历史学系）是国立广东大学最早设立的系之一。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参与或任教于该系，包括早期参与学科奠基的傅斯年、顾颉刚，以及后来任教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罗香林等，共同构成其学术传统的重要来源。史语所还筹划并主导了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这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开端之一，相关发掘工作在李济等学者主持下展开，确立了以科学发掘与系统记录为特征的现代考古方法。
可以说，史语所在广州的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体系在南方生成的关键奠基时刻，并推动了跨学科整合与方法更新的同步展开，其影响延伸至此后整个中国人文学科的制度结构之中。
依托大学的国家学术机构模式：一种制度创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在广州成立伊始，研究人员是以中山大学语史所的教授们为主的，二者研究人员多有重合。史语所前期也在中大校园内办公，直到1928年10月22日才搬到东山柏园。后来又吸收了来自厦门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壮大了队伍。可以说：先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后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二者在早期人员结构与研究方法上高度重叠，但在制度层面，分别属于大学研究体系与国家研究机构。
史语所更像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由大学知识体系向国家学术体系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枢纽，这一结构性转变，也构成了此后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基础形态之一，并深刻影响了后续国家学术机构的组织逻辑。
这种依托著名大学建立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办法，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是双赢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可以缩短研究队伍的建设周期，减少财力物力的投入；高校可以利用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平台，建立更高端的学术研究平台。尤其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又使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在国家级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从而建立起中国南方的学术高地。
这一模式，在当时有效缩短了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制周期，并促成了学术资源的高度集中与快速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组织路径。
华南学术传统的形成
在制度平台与学术共同体逐渐稳定的基础上，一种具有区域特色与方法意识的“华南学术传统”逐步形成，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者，进而形成学术意义上的岭南/华南学派。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在2022年9月6日柏园现场调研时认为，史语所在柏园是一个源头，它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学术框架对后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影响深远，学脉传流至今。
史语所从创建开始就重视交叉学科合作，注重文献资料、考古成果与田野调查一手资料的互助研究，形成了优秀的学风：历史人类学、人类学与民族学、语言学与民族学、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山大学的历代专家学者们继承了“史语所”的这个优秀传统。
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罗常培先生在1929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成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在《切韵》等音韵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并参与翻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同时也注重田野调查，在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中山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的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学风肇始于此。
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大师们也是一样，多学科交叉地做研究，形成了华南学派。顾颉刚在其读书笔记中写道：“一九二七年，予任教于中山大学，寓于广州东山启明三马路。其时年少，勇于任事，历史系课业而外，尚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图书馆工作，故暇闲极少，胸中偶有所得，辄举笔书数字，不能尽意也。居彼两年，写得三册，不堪示人，存之为粤游纪念耳。颉刚记。”（《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二第345页，中华书局，2011）
回望史语所在广州的建立，其意义不止于一段学术史的开端，更在于提供了一种中国现代学术生成的基本路径：制度建构、人才汇聚与方法创新的协同展开。
在当下重新审视这一历史节点，对于理解中国学术的形成逻辑与未来走向，仍具有持续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原副会长。本文部分资料来自广州东山柏园史语所旧址展陈，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