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读北宋史书《隆平集》卷五《宋庠传》。

短短400余字的传记，惜墨如金，多是罗列传主的官历仕履，几乎没有什么具体事迹的记载。不过，却集中讲述了宋庠经历的两件事。由于这两件事的性质类似，所以撰者放在了一起，连续加以记述。其事如下：

初，制举人与武举杂试，庠建言，六科待天下异士，宜设次具酒食礼之，武举人别试。上从其请。

庆历中，仁宗召两府资政殿，亲策以时事。庠独以为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人，臣等备位大臣，自视遇如贱士，非所以尊朝廷，乃请归中书合议上奏。从之。

这两件事，《宋史・宋庠传》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有记载。古代的朝廷史官和私家撰史者多不乏史识，面对大量纷杂的事实，他们很善于披沙拣金，别具只眼，提炼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史料入史。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壹

我们先看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景祐元年（1034）六月，担任知制诰的宋庠和几名官员受命主持了制科考试。如果把进士考试比作大学考试的话，那么制科考试则犹如研究生考试。《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景祐元年）六月十六日，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知制诰宋郊、天章阁待制孙祖德、直集贤院王举正就秘阁考试制科。仲容等上吴育、苏绅、张方平论各六首。”当时，宋庠尚未更名，名叫宋郊。

此次主考，看到的景象对宋庠刺激很深。以致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后，他还萦萦于怀，终于向宋仁宗提出了上述建议。《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闰六月载：“甲申，诏：‘御试制科举人，自今张幕次于殿庑，仍令大官给食。武举人以别日试之。’时知制诰宋郊言：‘贤良茂才等科，上所亲策，乃与武举人杂试，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也。宜如故事，命有司设幄供饮膳，斥武举人就别馆。’诏从郊请。”《长编》的记载尽管比《隆平集》详细，但对宋庠的建议依然也是节略。

幸而在宋庠的《元宪集》卷三一收录了他上奏的这篇《上贤良等科廷试设次札子》。这篇上奏札子不短。过去的官僚奏疏，尽管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但为了能让君主愉快地接受，往往委婉曲折，溯古道今，引经据典，并且还夹杂许多客套话，力争滴水不漏，八面回环，因此即使是件简单的事，形成了奏疏，也篇幅不菲。除了有欣赏文采的嗜好，我估计过去的皇帝也会跳过许多虚文，择要而阅，没有耐心逐字通篇御览。所以，我们也择要来观察一下这篇奏札。

宋庠先是回顾了制科考试当日让他备受刺激的景象：

伏睹贤良方正苏绅等就试之日,并与武举人杂坐庑下，洎摛辞写卷，皆俯伏毡上，自晨至晡，讫无饮食。饥虚劳瘁，形于叹嗟。虽仅能成文，可谓薄其礼矣。

接着宋庠如此描述了武举人：

武举人等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

这种描述，清晰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重文轻武的观念。这是进入宋代后，由朝廷的导向所形成的时代风气。让这些“与兵卒无异”的武举人与高级文人混杂同处进行考试的做法，宋庠上升到有亏国体的高度加以批评:

使天子制策之士并日较能，此又国体之深讥者也。臣窃为朝廷惜之。

对此，宋庠没有引古道今，而是搬出了刚刚过去的祖宗法：

臣不敢上引汉唐以烦省览，仰惟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缙绅列位孰不知之？谨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贤良，皆躬御便坐。其举人就试并于殿廊，张幕为次，垂帘设几，大官赐，酒醪茶菽，无不毕供。圣人之心以为张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际，所质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阴阳、跻仁寿，下者足以明利害、观学术。是则所责于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设之礼又可以轻乎？

宋庠说，先朝曾五次开制科，真宗皇帝不仅亲临，还为应试举人设桌椅，供饭菜，进茶上酒，悉心招待。因为制科是“不次之科”，参加者也是“非常之士”。在这样对比之后，宋庠严肃地指出，如果朝廷还这样慢待士人，就不会招来出类拔萃之辈。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礼，因循亡弃，则国家设此举，必无异人。”宋庠接着指出了原因：

士有高才，必有高节。节高礼薄，将耻而不就。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尊严。你不重视我，我也耻于前来应试。即使有人来应试，也是些“轻躁徼幸，先身后义之徒”。

这件事是作为读书人的宋庠，为自己的同类鸣不平，呼吁皇帝和朝廷重视读书人的尊严，礼遇读书人。

贰

第二件事，则是宋庠在维护自己以及整个由士大夫精英组成的执政集团的尊严。

急于求治的宋仁宗，常常突然召集大臣，发给纸笔，让他们当场提出施政方案。当年开天章阁让范仲淹、韩琦提出改革方案就是一例。这次又在资政殿重演故伎。《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条对此事有详尽记载：

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几事，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执中固解，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

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面使条对。竦意实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上对。”许之，谕者以庠为知体。

从这条记载看，这件事发生，尽管表现为宋仁宗的求治心切，但背后则是有夏竦在捣鬼，想让“不学少文”的宰相陈执中当场出丑。可见一件事情结果的形成，多有复杂因素，为诸种合力作用所致。观察事相，不可为表象所惑。

夏竦这样做，出于私心，然有失大体。所以，为执政集团中地位尚低的宋庠所反对。宋庠的反对，就像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大臣，别拿我们当小学生。

叁

宋庠何以对这两件事这样敏感，反应如此强烈呢？这里面似乎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

宋朝自太宗朝开始大规模开科取士，真宗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几十年下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中央到地方，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占据政治领域的大小高地，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终于形成。这种士大夫政治，既激发了读书人的责任感，也唤醒了读书人的自觉意识。士不可辱，士不可轻，高才与高节相应。极大的政治参与，让士大夫拥有了主人翁的尊严。

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到了宋代，又有了类似的表述。文彦博对宋神宗说“与士大夫治天下”，跟“王与马共天下”不同的是，共治者并不是哪个个人，而是一个阶层，是士大夫群体。共治天下，权力共享，自然地位不低，因而自尊心亦陡增。宋庠在两件事上的强烈反应，其因正在于此。他要维护的，是一个阶层的尊严。

我观察“士大夫”三个字的字形，每个字上面均出头，但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的彻底崛起，名副其实的真正出头，正是在宋代。人们大多认为，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彰显了一代士大夫的自信与自豪。其实，早在文彦博之前，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才更是张扬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般的绝大自信。在这句话中，哪里有君主的半点位置！张载并非发为大言，这几句话依托的，正是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士大夫政治主宰一切的强势背景。

士大夫有着自己的尊严，不容轻视。因此说，作为士大夫精英的宋庠的反应，并不过度，实在是极为正常的反应。

（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