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至24日，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召开。
20个入围终评的候选项目经过演示汇报、综合评议等环节，最终评委从中投票选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宣布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按年代早晚排序）：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据乔云飞介绍，过去一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1740项考古发掘项目，18个“考古中国”在研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即将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工作影响力持续提升。
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谈及此次入选项目所体现的趋势，考古学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表示，包括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等，通过它们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都城考古注重布局，注重变迁，着重从细微处和小切口关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全新证据。
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极为罕见地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的遗址，并确认了系列国内国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约距今10万~5万年的濛溪河遗址群硅质岩小石器工业的发现，系统填补中国南方到东南亚本阶段文化的空白，为东亚早中期石器文化转型研究提供关键实证。该石器文化是首次在华南发现稳定的且明显有别于南方大砾石石器工业的类型，与东亚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发展，显示出东亚早期现代人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文化特点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迹丰富，类型齐备，有环壕、人工土台、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沟槽、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
中心台地与外围人工土台的关系体现了向心式的社会结构，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这是新石器早期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刷新了对早期社会进程的认知。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
聚落以“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总面积超百万平方米。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形成了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
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应是一处马家窑文化的中心性聚落。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一路向西北、西南开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定居化、农牧化、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议题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玛不错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第一次突破了西藏新石器化进程的时空范围。该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玛不错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金属时代的连续发展和演变，不仅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程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参照标尺。
玛不错遗址发现的众多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石珠、费昂斯、红玉髓等，不仅填补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展开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此揭示出遗址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不仅实证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也表明长江流域也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也因此成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总面逾30平方公千米，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
周原考古队近年把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2020年以来累计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实现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
通过持续田野工作，确认了周原遗址存在“宫城”、小城与大城三座西周城垣。小城和宫城均始建于商周之际，延续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墙在西周晚期时共存。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主体为西周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洄城等村，也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在系统梳理以往成果基础上，本阶段考古工作对黄土坡村北进行了系统勘探，共发现带墓道墓葬17座，其中带“斜角墓道”墓葬4座、“中”字形双墓道墓葬4座、“甲”字形单墓道墓葬9座，推测为燕侯家族墓地。以往出土克盉、克罍的M1193和“中”字形墓葬M202正位于燕侯墓地西端。
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中最关键的一环，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大型墓地。
经考古勘探确认，武王墩墓地存在独立陵园，陵园坐落于一条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占地约150万平方米，四周由围壕围合而成，围壕周长近五千米。陵园除主墓一号墓，还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型陪葬墓、祭祀坑等相关遗存。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结合文献史料综合分析，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空坐标。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区，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的四次考古发掘，揭示了石寨山文化的独特面貌和丰富内涵，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实证了文献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这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是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古疏勒及丝绸之路佛教考古和我国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会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
诸多迹象有理由以之与武周时期建造的汉大云寺关联，当地特色和中原影响表明佛教进入西域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印证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实证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
文|记者 何文涛
图|国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