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书坊刻本远渡欧美 海上书籍之路助推中学西传

吴国霖创作的版画《清代木刻雕版之乡——马冈》，描绘马冈雕版印书场景 受访者提供

南海明珠 下集

安徒生童话里隐约可见广州海幢寺，广东书坊刻本远渡欧美

金羊网记者 李妹妍

“昨夜我望见一个中国的城市……每一座神龛里有一个神像，可是差不多全被挂在庙龛上的花帷幔和旗帜所掩住了……”1840年，丹麦作家安徒生在系列童话《没有画的画册》中，以中国为背景叙述了“第二十七夜”的故事：一座中国城市、一所庙宇和一个思恋富家姑娘的年轻和尚，红尘之思，跃然纸上。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发现，安徒生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中文，但这则童话里隐约可见广州海幢寺及十三行的身姿。

童话的想象里为何能分解出海幢寺的印记？久居大洋彼岸的作家和遥远东方的古刹，是经由何种方式产生了奇妙的联系？翻看广州两千多年的海外交往史，个中答案已不言而喻：珠江口往来商舶隐隐勾勒出一条文化交流的“海上书籍之路”，千百年斗转星移后依然传递着中华文明亘古常新的智慧。

西话寺影

“第二十七夜”故事里的佛寺，究竟是有原型还是作家虚构想象的？对此，安徒生在《没有画的画册》前记中早有声明：“我在这儿所作的一些画都没有经过选择，它们是依照我所听到的样子绘下来的。”

那何以见得叙述的就是广州海幢寺呢？

蔡鸿生教授在《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中考证认为，“第二十七夜”创作于1840年，中西关系仍处于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在西洋商人心目中的“对华贸易”其实就是“广州贸易”，因此，“第二十七夜”里的“中国城市”，“不可能是宁波或厦门，更不可能是北京，它只能是广州”。

这样说来，“一座庙宇”也就容易落实了。按照当时清廷规章，外国人在广州只能住在十三行的商馆里，仅在每月的初三和十八这两天允许前往海幢寺、陈家花园游玩，且每次出游人数不得超过10人——童话中的庙宇，毫无疑问就是海幢寺。

蔡鸿生的考证显然并不满足于逻辑推理。在安徒生笔下，年轻和尚的名字用丹麦文拼写为Soui-houng，英译本拼写为Soui-hong，“倘要准确还原这个名字，应于广州话中求之”。

他指出，在清代广州口岸的十三行区，瑞典东印度公司商馆正门的横匾上，明确标出Sui Hong字号，一望而知是广州话拼音的“瑞行”。丹麦、瑞典在北欧一衣带水，在广州商馆区也是并排而立的老邻居，两馆人员联袂出行海幢寺并非不可能，以至于在文学创作中给和尚安个“瑞行”的名字，在蔡鸿生看来，“非如此不足以显示‘中国城’广州的南国风貌”。

吴国霖收藏的部分马冈木刻雕版印书 李妹妍摄

海幢经坊

让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海幢寺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辉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有了新的发现：这里收藏有清代广州海幢寺刻经二十八部，最初由德国学者诺依曼带回欧洲。

现有资料显示，诺依曼在1830年10月搭乘东印度公司商船抵达广州，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总共购买了约六千册中文书籍，其中有“从道观和寺院流通处直接买到了道家和佛家的文献，还特别从欧洲洋行对面河南岛上的佛教寺庙中购得一些文献”。对此，谢辉解释称，“欧洲洋行即十三行，河南岛即今天的海珠区，海幢寺正坐落于此”。

事实上，这并不是研究者们第一次在海外发现海幢寺经坊刻书的踪影。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政府特许游玩之地，海幢寺曾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前往参观，并留下详实的文字、绘画和摄影记录。美国人威廉·亨特在1885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如果用英语来讲，这座庙的名字是‘海的帐幔’，它拥有一个内容充实的图书馆和一个印刷作坊。在那里，教义被刻在木板上，木板不断地印出书来，用来赠阅或出售。”

如今保存在大洋彼岸图书馆里相当数量的海幢寺经刻表明，这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被来华西方人买走。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副研究馆员张淑琼2012年对全球21所图书馆馆藏情况的查考，英国伦敦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等地共收藏有海幢寺经坊刻本及藏版书126种，其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马礼逊藏书就保存有八十多种海幢寺刊本或藏版的书籍。

“在德国人诺依曼之前，购买海幢寺经刻较为丰富的西方学者，当属英国人马礼逊。”张淑琼告诉记者，来华的外国人关注海幢寺及其经坊，撇除少有游玩之地的因素外，无疑还有更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意图，“比如佛教为何会在中国社会占有重要地位，马礼逊在收购中文书籍时会尽可能地收集释道著述。为了丰富英国的中文文献，他还向教会申请经费，最终在1824年将收藏的大量中文图书带回英国。”

渡海之路

珠江口的商船来来往往，在满载着丝绸、茶叶和陶瓷的货仓一角，来自中国的书籍——有些是专供外销的，有些是接受外商订购、按照海外市场要求制作的——随着贸易季风、使节往来运往东亚海域乃至更遥远的国度。

“在古代海外贸易中，书籍无论在数量、销量乃至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曾对明清时期广州地区刻书业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尽管如此，中国书籍因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价值及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成为对外贸易的一项特殊商品。

活跃的文化贸易迄今仍可在文献档案中窥见一斑：据越南《嘉定城通志》记载，河仙有僧徒“东入粤向海幢寺”求法购书；越南使节阮述1880年出使清朝时曾写下“独喜街头书价贱，再来应购满船归”的诗句；而据学者对越南国家社会科学中心汉喃研究院、文学院、史学院等馆藏的调查，共发现有安南本中国典籍514种。

“清代广东地区刻书业发达，且其刻书价廉，吸引了不少外地书商到广州制版刻印。”李庆新指出，清代广东地区是越南输入中国书籍的重要供应地，目前越南尚能见到的30多种中国印本古籍大多在广州及附近刊刻，出版后通过海洋商贸销往越南嘉定等南方地区，形成“广州刊刻，嘉定发售”的图书产销网络，“这一网络可以称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海上书籍之路’”。

随着欧洲直航远东的交流线被打通，“海上书籍之路”不断向欧美延伸。2016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辑出版了《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第一辑》，收录加拿大、德国、美国、英国、葡萄牙和日本等地收藏的稀见广东古籍文献共71种。

马冈工艺

佛山顺德作家协会主席吴国霖计划在今年5月前完成《顺德马冈村史》的整理。“现在很少人还能知道，这里的刻字雕版曾经盛极一时。在国内以及流传海外的清代刻本中，不少书籍都是在顺德马冈刊刻。”吴国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据他判断，马冈的木雕版最早在清乾隆年间兴起，因广州书坊数量日渐鼎盛且缺少木刻工匠，便长期外发委托马冈刻字雕版。金武祥《粟香随笔》一书中亦有记载：“书版之多，以江西、广东两省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

到了清朝中后期，佛山、广州等地都大量使用马冈的木刻板来印刷。在马冈冯源业先生记忆中，当时广州的商船到江门、香山都途经马冈，交通十分方便，马冈在南坊专门修建书前码头，即如今马冈粮仓的位置，刻好的书版在此经水路运往国内外。

对顺德马冈的历史挖掘让学界感到惊喜，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海上书籍之路”产销网络的货源渠道。李庆新认为，顺德得风气之先与水陆交通之便，刻书业与省城形成“一条龙”的产销关系，并通过省城图书网络延伸至国内乃至海外市场。

在印刷行业十分发达的今天，木刻书版早已被淘汰，吴国霖四处征集才收藏到仅10本马冈木刻雕版印书，“这些书的内容囊括千字文、书经读本、通俗读物等，其中还有图文并茂的广告画等，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访谈

海洋贸易优势让广东建起颇具规模的图书产销网络

书籍输出到海外 产生特殊长久效应

李庆新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羊城晚报：随着近些年海外汉籍的挖掘，学界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其中，从广东港口输出的书籍应当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李庆新：近年来，在传统“西学东渐”研究视角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明交流中的“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包括外销瓷、外销画、外销工艺品、外销书籍等在海外的销售传播，并透过这些研究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对西方影响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重新勾勒中外文化交流史。

具体到汉籍的交流，广东书坊刻书业在明代已具备相当规模和水平，降及清代，广东的雕版业刻书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有汉籍的印刷，还有外籍的印刷，商品经济的刺激与商品化生产使这里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图书生产、销售网络。而且由于广东面向海洋贸易的独特优势，这里的图书产销具备了国内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与海外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有一部分就是为海外印刷、向海外销售的，这些中国书籍通过贸易途径运销到世界各地。

羊城晚报：可不可以说，海上贸易带动了“海上书籍之路”的兴起？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应该说是特殊营商环境下特殊交易的结果。从贸易的角度看，书籍只是海上交往的附带产品，与珍贵奢侈品和日用品比较，书籍无论在数量、销量乃至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来华贸易的商人也从来没有为做图书生意专门搞一条船。但书籍又是特殊商品，其政治、文化价值决定它在海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阅读、消费的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中国古代官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把图书销售作为禁区，但海外市场的需求、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往的密切，带动了图书代刻外销的经营活动，也让中外书籍交易成为可能。“海上书籍之路”是海洋商贸交流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网络起作用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蕴藏着推动诸如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的内部力量，华商网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那应该如何评价“海上书籍之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呢？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和载体。这种交流是长期的，源源不断的书籍输出到海外，最终会产生特殊的、长久的效应。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其价值不仅仅在当下，还可以长久保存，流传后世、教化育人，对一些主要交流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传统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近世西方“中国热”的出现，书籍交流功不可没。在新历史背景下，书籍交流本身就是中外交流、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为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互鉴共享的人类智慧与文明成果，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挥独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