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原因影响广州一孩家庭不想生二孩

《广州蓝皮书：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19）》提出提高生育意愿建议

金羊网讯 记者黄宙辉、通讯员陈杰摄影报道：7月24日，广州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广州蓝皮书”）。广州蓝皮书显示，2016年，广州二孩率为41.93%，二孩率在逐渐上升。不过，广州大部分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仍然低，其制约主因是养育成本。

广州二孩率在逐渐上升

2014年3月，广东拉开了“单独二孩”的序幕。受政策影响，广州市二孩率逐渐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广州全市的二孩率为23.96%，2014年为25.30%，2015年为32.53%。

2015年10月，“二孩”政策全面放开。2016年，广州迎来二孩生育小高峰，当年的二孩率为41.93%，相比2015年提升了9.40个百分点，二孩率显著提升。到2018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出生21.54万人，其中二孩出生为11.02万人，超过了半数。

广州蓝皮书指出，尽管广州的二孩率在逐渐上升，仍然有大部分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

二孩的养育成本高昂

二孩生育意愿为何低？《广州低“二孩”生育意愿的成因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作了一项研究，对11位广州市低二孩生育意愿持有者进行了访谈，发现制约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是访谈对象的成本考量。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二孩养育成本高昂，直接经济成本责任过度私人化，政府分担有限。在育儿的直接经济成本上，一般儿童照料的费用比重较大，甚至超过家庭每年的食品支出或租房支出。特别是由于广州地处发达城市行列，市内中产阶级追求高质量育儿，基本的食物、衣物、儿童保育、教育、住房等消费水平较高。这些经济成本更多由私人承担，甚至出现过度私人化的现象。如在幼儿托育方面，托育需求增加，但幼托服务供给严重缺乏，需求矛盾突出。托幼机构数量和服务严重不足，专业性的幼托服务人才缺乏。

其二，育儿性别分化严重，育儿的机会成本责任基本由女性承担，男性分担有限。在访谈广州低二孩意愿生育者时，不少女性表示，母亲付出的身体成本、时间成本及受到的收入惩罚成为她们在二孩生育上持犹豫、拒绝态度的重要原因。

其三，育儿的社会环境不友好，社会分担有限。如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有限，消费者为追求有保障的医疗和教育环境，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社会层面的潜在间接成本若投入不足，会直接影响家庭或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加正常育儿范围外的支出。

建议降低私人养育成本

如何降低私人养育成本，提高二孩生育意愿呢？课题组建议，必须加强育儿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地方政府分担直接经济成本的能力，建立完善的育儿支持体系。国家和地方政府可通过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措施，弥补二孩养育的直接经济成本。加强育儿公共服务供给，组建公共性托育机构，如可依托家综设立托幼服务项目，由民政局、市妇联、社区合作管理。在社区增加托管服务，设立晚间托管等，减轻家长照料负担。

此外，调节育儿的性别分化体系，提高男性分摊女性育儿机会成本的能力，建立工作和家庭兼顾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如将男性一同列入产假范围，与女性享受同等时间产假；鼓励用人单位招用生育二孩的劳动者，为生育二孩的女性保留职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