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援救美国飞行员 缔结战斗友谊

位于深圳宝安区的东宝行政督导处旧址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强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梁喻

8月25日，记者随“重走东纵抗战路”采访团一行，来到了惠州博罗罗浮山脚下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在展厅内，记者发现了一个写着“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字样的臂章，它是当年美国飞虎队中尉唐纳德·克尔所戴臂章的复制品。馆长曾庆香告诉记者，这个臂章是东江纵队营救美国大兵、与盟军合作反抗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先后营救过包括克尔在内的8名美军遇险飞行员。此外，东江纵队还建立情报站，配合盟军作战行动，不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且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江纵队积极与盟军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赢得了国际声誉，书写了东纵史上闪亮而独特的一页。

“虎口”救援 助111名国际人士逃生

不论是在东莞大岭山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博罗的东江纵队纪念馆，还是深圳大鹏新区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抑或深圳宝安区的东宝行政督导处旧址，记者都听到了东江纵队营救美国大兵唐纳德·克尔的故事。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的中尉唐纳德·克尔在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座机被击中，跳伞降落在新界。年仅14岁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发现了他，并赶紧通知了女游击队员李兆华。当时，面对驻香港日军海陆空兵力反复搜索，克尔最终在东江纵队战士们的掩护下，冲破重重封锁，安全返回桂林的美军基地。

在与东江纵队分别前，克尔留下了一封感谢信和五幅漫画感谢救命之恩，东江纵队则向他赠送了一面锦旗，表达对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感谢。后来，克尔写了50多页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段蒙难与获救的经历。1977年克尔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安迪与大卫先后十几次到深圳、广州、东莞、桂林、香港、惠州等地，寻访当年的救命恩人。

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告诉记者，香港1941年沦陷后，许多英军成为俘虏。这些战俘与一些国际友人都被日军关押在香港的深水埗、赤柱等集中营，东江纵队按照上级指示及时营救这些战俘和国际友人。为了营救国际友人，1942年2月，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专门成立了国际工作小组。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先后营救出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俄罗斯人1名、菲律宾人1名，共计103名，此外还有包括克尔在内的8名美军飞行员，总数达111人。出色的营救工作，让东江纵队赢得了国际声誉。

东江纵队纪念馆内展出的援华美军飞行员血幅

与盟军合作 提供多则极有价值的情报

对东江纵队历史颇有研究的深圳市大鹏新区古城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德告诉记者，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

1942年7月，在东江纵队协助下成功逃出香港战俘营的英军上校赖特组建了英军服务团，总部设在桂林，而后在惠阳设立了前线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祁德尊少校也是被东江纵队从香港营救出来的。他们提出与东江纵队合作，继续营救盟国人士，并搜集军事情报。自此，东江纵队开始了与英军服务团并肩援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合作史。

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展现了出色的情报搜集能力。后来，美方也提出与东江纵队合作。为方便和盟军之间的合作，1944年8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在东江纵队设立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先锋人物的袁庚其时担任情报处处长，黄作梅任联络处首席翻译官及联络员。

史料记载，东江纵队这个特别情报部门其后逐渐扩展到了200个工作人员，情报站分布于南自香港、北至广州、东至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的所有日军占领地区，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报给第十四航空队和在华美军司令部。

黄文德介绍，抗战后期，袁庚负责的情报体系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和绘制了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的工事，二是在广州、东莞发现了日军最精锐的波雷部队。“盟军根据情报，最终放弃登陆作战、与日军正面冲突的计划，直接在日本本土投放两枚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1947年，为了感谢东江纵队所作的贡献，英国邀请黄作梅到伦敦，参加庆祝二战胜利大游行，并授予他勋章。

传承故事

4年拍摄27名东纵人物口述史

何伟，100周岁；黄友，99周岁；陈汉昌，沈英强，94周岁；陈华，93周岁；曾通，92周岁……2016年至2019年，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在全省范围内拍摄东纵老战士口述史纪录片，这是受访者今年最新的年龄，其中一些人已离世。

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文博管理部陈淑媚告诉记者，2016-2019年间，宝安区已采访拍摄东纵人物口述史27人，其中编辑制作完成纪录片24人24集。“已采访拍摄的三位较重要的东纵老战士，在抗战早期参加游击队，后期加入东江纵队，革命经历时间长，年纪较大、档案资料不全，方言重，史料收集与口述史校对难度较大，现未完成纪录片后期制作。”

在陈淑媚看来，实物史料征集和老战士口述史收集，对于保护红色革命遗址而言至关重要。广泛收集红色革命口述史，既能真实、全面、客观、有效地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史迹，也能在不同历史节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改变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红色历史遗址单一、片面性的陈展方式，为深入探究红色文化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

“我们已收集5000多件有关东纵的史料，在宝安博物馆长期保存。”陈淑媚透露，通过开展口述历史收集和研究工作，用先进科技手段保存档案资料，能使更多红色文化史迹得到保护，进而开拓新的红色文化交流活动。

亲历者说

深圳大鹏本土作家罗育灿：

“从小听着刘黑仔的故事长大”

“刘黑仔家在大鹏所城东门巷6号，我家在大鹏所城东门巷2号，两家相隔不远，我从小就听家中长辈时常讲起刘黑仔的故事，可以说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深圳大鹏新区关工委副主任、年过古稀的大鹏本土作家罗育灿（见图，受访者供图）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老鹏城人，自己对抗日传奇英雄刘黑仔的故事耳熟能详。

据罗育灿介绍，刘黑仔原名刘锦进，是土生土长的大鹏人。他出身农民家庭，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在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短枪队队长期间，一支快掣驳壳枪插在腰里，穿黑色唐装，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刘黑仔。

“他一生英勇杀敌，机智果敢，是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士，被称为‘孤胆英雄’，日军当年曾重金悬赏捉拿他。可惜的是，1946年5月3日，刘黑仔牺牲在江西全南县界址圩，年仅27岁。”罗育灿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的《抗日英雄谱》，从无数抗日英雄中选择100名代表，广东省有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和刘黑仔两人。

近年来，为宣扬刘黑仔的英雄事迹，罗育灿四处奔走，自费创作粤剧剧本《抗日英雄刘黑仔》，义务联系排练演出。他在为该粤剧创作的主题曲《刘黑仔之歌》中写道：“东江纵队刘黑仔，佢百发百中携双枪，日寇见他就害怕，汉奸见他心胆丧……”